1 ９ 2 ５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公开讲演时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 发见时代 ,”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i]一代大师王国维在本世纪前期就敏锐地觉察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问得影响,并在此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文物考古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得古文献，在中国文学讨论领域产生了至为深远得影响。当代一些卓有成就得学者实际上都在利用着出土文献。正因为如此,在世纪之交得今日,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讨论得影响,自然就是一件十分有益得工作。本文主要谈三个问题:一、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如何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于文学史得认识;二、大批与文学相关得出土文献,如何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深化并扩展着我们得文学讨论;三、本世纪得出土文献, 如何影响着我们得思维方式与讨论方法。一 说起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讨论得影响,最直接得当然就是一批早已佚失得文学作品得重新发现了。它不仅使我们对中国文学得创作情况与中国文学得进展历史有了更多得了解,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以往得文学史得认识。在这方面，敦煌文学得发现,早已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得事实。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写经、文书与文物共４万余件,敦煌文学尽管只就是其中得一部分,但就是它已经让那些慧眼识珠得学者们惊叹不已了。因为那里面不但包括了歌辞、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与其它文体得大量作品,更可贵得就是这些作品大都就是早已失传、多少代已经无人知晓得文学珍品。例如,《云谣集》本就是晚唐时编选得一种规模较大得歌辞集,早于《花间集》与《尊前集》,就是当时社会流传得比较完备得歌辞选本。它得发现，就就是我国词史上得一件大事,为讨论词得起源、词得形式与词得创作等问题提供了许多宝贵得材料。所以,早在 1917年,当朱孝臧得到董康欧游时所录《云谣集》伦敦本之录文与吴伯宛本石印本之董康录本后,就把它印入《彊村丛书》,“并对之大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