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共12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12页分税制决策背景回放本刊记者赵忆宇案例来源：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9月15日第37期确立分税制改革到今年已经整整10年。这项改革是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宏伟战略以后诸项重大改革中的一项，从实施效果看，尽管这项制度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但其成功是不言而喻的。也许不少人对分税制比较陌生，什么是分税制？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分享分税制改革的红利：中国的财政收入从分税制实施前的5千多亿元迅速窜升为目前的近2万亿元，使中央财政贫弱的局面得以改观，进而使中央得以做许多多年想做而无法做的大事，比如加强了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增加科研与教育经费，加强了基本建设力度等等。地方财政实力同样不断提高。今天我们回放此项改革的决策背景和过程，是因为与10年前此项改革设计、实施时的情势相比，今天中国深化改革与完善体制的国内外背景更加复杂，改革和发展的难度更大当我们谋划今后的发展大局，寻找深化改革的新突破口，着手完善已初见轮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汲取过去一些重大改革所取得的经验，是大有裨益的。实施前夕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人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人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囊中羞涩的财政部长每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议，就像家庭理财一样。收支是否平衡？花费是否超出全年的收入？下一年度怎样安排支出等等。财政会议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要参加的对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汇总、判断和作出下一年度财政预算的会议。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给一位刚到财政部工作的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时的财长是王丙乾。这位工作人员说，每年财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没有钱给地方。王丙乾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从1000万元到1亿元不等。财政会变成了“募捐”会。一些财政厅厅长对王丙乾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那时期财长非常可怜。”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反目”有没有道理？有！比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契约”，每年上交中央财政22．74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出“合同”范围。但是，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就是要地方案例第2页共12页第1页共12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12页“作贡献”。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税收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因此，在财政会议上“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税务局长跟财政部“打”，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打”。税务局说：我们收不了这么多，财政部坚持不让步。当时，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特别是富裕地区。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议一开就是半个月到20天，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变成人们为“领任务”，分税收“指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1992年，刘仲藜接任王丙乾任财长。在工作交接时，刘仲藜拿着手中的账册对王丙乾说：老兄，我真佩服你呀，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他最懂前任部长的苦衷。刘仲藜感慨地回忆：“那几年实在太困难了。”他把国库的报表拿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朱镕基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