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行贿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建议当前打击贿赂犯罪一定程度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一方面，受贿犯罪大要案频繁发生，大量受贿人受到严惩，有的甚至被处以极刑。另一方面，行贿犯罪立案数量偏少，对行贿人处罚较轻，有相当部分行贿人未受到法律追究。同为罪犯，却屡屡出现受贿人一方身陷囹圄、万劫不复，而行贿人一方逍遥法外、变本加厉的怪象。放纵行贿无疑会催生更多的受贿，形成贿赂犯罪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助长腐败现象。我们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走“双向反腐”之路，在严惩受贿行为的同时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惩治力度，不断提高反腐倡廉的综合效应。一、当前惩治行贿存在的若干问题（一）社会心理环境宽松，对行贿行为的容忍阈值偏高。对于受贿，人们通常会表示痛恨。这种腐败行为也往往成为众矢之的。许多人对大肆受贿的官员恨不能杀之而后快。但对于行贿，由于行贿人一般送出财物、付出代价在先，其谋求更大经济利益或非法所得的企图易被忽视，其危害性也未受到充分重视，因而相当多人认为，相对受贿人来说，行贿人有求于人、迫不得已，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办案人员也认为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是对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打击，而对行贿人抱有或多或少的同情心，在贿赂案件查处过程中对于以“受害者”面目出现的行贿人给予“方便”，持以放任的态度。有的对受贿人急于撇清关系，避之惟恐不及，却热衷于与行贿人拉关系、交朋友，认为多个朋友多条路，放行贿人一马无伤大体，反而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二）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惩治行贿有所失范。一是法律对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界定模糊。行贿人借机钻空子，在所谓的“正当利益”的庇护下大肆行贿而逃避制裁。打击贿赂犯罪往往仅及于受贿人，致使行贿之风盛行。二是立案、量刑标准的科学合理性有待于提高。如对涉嫌个人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司法机关应予立案。相对于个人受贿案件5千元的立案数额，厚此薄彼的双重标准导致一些行贿第1页共6页行为未被追究任何责任。关于“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量刑标准，也欠缺可操作性强的具体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等规定更留下较大空间，使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此外，刑法条文仅就“情节特别严重的”行贿行为规定了“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就单位行贿犯罪规定了判处罚金，而总体上财产刑的适用偏少。关于介绍贿赂、单位行贿和对单位行贿，法定处罚也有偏轻之嫌，其威慑力大打折扣。三是对行贿罪的豁免制度不足。贿赂案件所具有的很强的隐蔽性给办案人员取证造成困难。对行贿人的突破可以说是查办案件的关键环节之一。实践中，办案人员为了获取证据、尽快破案，往往会滥用自首、立功情节，向行贿人作出减轻、免予处罚的承诺。由于我国对诉辩交易、污点证人等敏感问题讳莫如深，尚未真正建立并有效施行相关的豁免制度，缺乏严格程序，这种承诺实际上很大部分以“地下交易”的形式存在，成为更深层次腐败的诱因，常为人们所诟病。（三）地方保护主义作祟，查处行贿案件不力。一些地方把行贿行为错误地看成了搞活经济必不可少的“润滑剂”。有的行贿人为当地经济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在一定区域内有较大影响、牵连广泛，甚至雄踞一方、举足轻重。当地司法机关查处涉及他们的贿赂案件时，怕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怕拔出萝卜带出泥，考虑到经济、政治、文化因素，诸多顾忌，不愿办案、不敢办案或办不了案，要么推诿扯皮，要么草草结案。更有甚者借“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之名，行“败乱法纪、谋取私利、践踏民心”之实，颠倒黑白、为虎作伥，不但对行贿人不予查处，甚至对来当地依法办案的外地司法机关，也不予配合、横加干涉、百般阻挠。（四）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行贿人违法成本低。目前，我们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性规范制度尚不完善，失信惩戒和守信褒扬机制尚不健全，行贿这类不诚信行为很大程度上得不到应有的警示和惩戒。相反，行贿被很多人视为一种风险小、成本低的盈利手段，与可能获得的超额利益相比，其付出的代价可谓不值一提。即使被查处，有的行贿人换一家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