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是这样产生的VIP免费

一大”代表是这样产生的——一个草根对中共党创建史的探讨（二十四）“一大”代表是这样产生的出席“一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年幼阶段，还没有很完善的制度。对于“一大”代表的产生，作为代行中央职能的上海党组织，在至函各地党组织时，也沒有明确规定与会代表如何产生。李达回忆说，“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也就是说，由各地党组织自行委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的召开。各地党组织是如何推举、委派代表的？至今只能在一些先行者的回忆录中了解到一些情况了。北京代表是这样产生的：作为北京党组织代表参加“一大”的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说：“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刘仁静在一九七九年八月，曾对来访问者谈“一大”代表是怎样产生的问题时说：“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不久接到上海来信，要我们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张国焘、罗章龙、我、邓中夏、李梅羹五六个人一起讨论，推代表，开始叫邓中夏去，邓在长辛店办工人学校，丢不开，不愿去；叫罗章龙去，罗章龙当时在搞铁路工作，也丢不开，不愿去，后来就推张国焘和我两人去。”（李良明：《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一一刘仁静》•《党史天地》2005年第7期）以后刘仁静还对访问者补充说："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时，最初是张国焘和邓中夏，可是邓中夏当时又要兼管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有事去不了。罗章龙在铁路工会工作也很忙，我当时没有职务，结果补选我去上海出席一大。可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大会有这么重要。"为何邓中夏说他不能去呢？刘仁静说邓中夏“在长辛店办工人学校，丢不开”，而且还“在保定师范学校教书”，但这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可能是他要参加七月一日至四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的少年中国年会。在这年会上，将爆发一场激烈的辩论。焦点是，少年中国学会应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团体。以邓中夏、刘仁静、高君宇等为一方的，主张少年中国以确定马克思主义为共同主义的社会主义团体；以左舜生、陈啓天为一方的则主张为以从亊社会活动的团体。同样参加年会的刘仁静，为何又能赴上海出席“一大”，而邓中夏却不能？原来，参加年会后，邓中夏还须到四川的重庆，出席主持夏令营讲学会的讲学。至于罗章龙为何也说不能去呢？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还有一个原因，使得罗章罗无暇出席“一大”，很可能是由于他正忙于编辑《工人周刊》有关。在一九二一年的四至五月间，北京党组织在一次讨论会上，谈到需要创办一份工人刊物的必要，因而有人提议恢复原先停刊的《劳动音》，但罗章龙则建议另创办一份新的工人刊物《工人周刊》，得到大家的赞同。为了筹办这份刊物，北京党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捐款赞助，李大钊捐了五十元，一些工人群众还帮助购买到便宜的纸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福罗姆别尔戈也赞助了部份。《工人周刊》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出版。广州代表的产生，包惠僧在回忆录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