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曾站在革命对立面吗闻一多所作《七子之歌》闻一多全家福。数月后，遭国民党暗杀身亡我很喜欢看《文摘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等报纸，因为其中常有佳作，观点新，资料新，读后使人受益颇多。但我最近看到一篇题为《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是如何转变的》(编者：见附件)的文章，说闻一多一度“站在革命对立面”，我不赞同这种观点。与国家主义者交往并不能说明闻一多曾经“站在革命对立面”从美国留学回国后，闻一多对北京国家主义者团体联合会“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很赞同，于是找到发起人李璜，要求加入，并参加了两次大的活动。一次是1926年1月下旬，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讨论社会上传言的日俄企图出兵东三省问题，并决定发表宣言，表示反对，闻一多代表大江学会前往参加。第二次活动是，有一位旅俄华侨归国代表找到李璜，诉说我侨胞遭俄虐待云云。李璜即请闻一多、罗隆基等多位教授和学生开会，决定召开“反俄援侨大会”。当时的苏俄确实干了不少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事，对此，闻一多表达义愤是理所当然的。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即与认识约半年的国家主义的政客分道扬镳了。在青岛大学三次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同样不能说明闻一多曾经“站在革命对立面”1930年11月，青岛大学校方发现有些学生用假文凭报考，便宣布开除这些学生。此举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恶意鼓动全校性学生罢课。闻一多这时是站在学校的立场上反对学生舞弊的。“九·一八”事变后，青岛《民报》因刊载事变消息，被日本浪人放火焚烧，青岛大学校务会议决定组织青岛大学青年义勇军，并批准了十三名东北籍的学生要求离校投军的请求。但是，学校179名学生却目无学校，决定要南下请愿，并“强占火车，强迫开往南京”。校务会议认为这样做于事无补，便决议开除为首的学生若干名。1932年5月，青岛大学学生自治会要求学校免收宿费并取消校规中“学生全年课程有3种不及格或必修课程有2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的规定，在与学校交涉未果后，便迁怒于闻一多，在学校作出一定让步后，学生仍不满意，坚持罢课，并把主要矛头对准闻一多，说闻是“法西斯蒂”。1在青岛大学三次学生运动中，只有第二次是闻一多反对学生盲目请愿，带点政治性。其余两次都是闻一多从学校管理的角度不赞成学生罢课的。这并不能说明闻一多就是站在学生运动的对立面上。闻一多思想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是他读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后引起的反感祖国和人民受苦受难的事实，才是闻一多思想转变的基本原因。而对他转变帮助最大的是中共和民盟。1943年，中共南方局周恩来派原任《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华岗来昆明，担任云大教授，并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闻一多参加。华岗专门和闻一多作了多次倾心长谈，到过解放区的张光年和李公朴又向闻一多详细介绍解放区的情况，使闻一多对中共的政策有了正确的认识，多次要求张光年介绍他到解放区去。(《北京日报》2003.8.25)附件：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是如何转变的雷颐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思潮影响的闻一多对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他回国后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三次爆发学潮。每次学潮，时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都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由此被学生指责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七人联名发表宣言，谴责张学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成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