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州民间戏曲VIP免费

从里巷歌谣乡野小调到山东代表剧种——滨州的民间戏曲滨州地处渤海地区黄河入海口的冲积平原，东临渤海，北部与沧州搭界，西部与德州接壤，南部与淄博为临，黄河由西流入贯穿全境，华夏先民，逐水而居，在这片广袤无际的大地上创造了辉煌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为后代子孙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奠定了基础。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变迁，民族间交流融合日渐密切，明代数度移民，及至民国初年，鲁西又大批迁民垦荒，促成了渤海地区文化及民俗的多元化。这里沙碱土薄，加之自然灾祸频仍，迫使一些农民以当地里巷歌谣、乡野小调，扮演具有当地风俗民情的小故事来谋求生路。农民历来有自编自演自娱的习惯，这些村坊小曲，里巷歌谣，说唱艺术，与民间舞蹈、杂技、武术等表演艺术相结合，在每年的正月和节庆时演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节目，逐步形成戏曲形式。加之历次大规模的移民带来不同的戏曲形式深入到了民间，和当地的方言结合，和土生土长的民间小戏相融合，这就构成了地方戏如雨后春笋般的繁荣。就像吕剧音乐唱腔上吸收民间说唱——“北路琴书”和“东路大鼓”的音乐成份；借鉴北路琴书的坠琴、扬琴作为主弦乐器；后又汲取当地戏曲“扽腔”、“东路梆子”的音乐素养和表演样式，利用皮黄的部分锣鼓经，逐渐形成简单的表演歌舞形式，初具地方小戏的基本特征。由于吸纳了民间音乐素材如小曲小调、民歌、说唱艺术等，地域特色则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地方小戏的创始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后来的传承人也全是农民子弟，决定了题材必然是具有浓郁乡土况味的乡土百事；“数黄瓜，道茄子，打老婆，骂孩子”，就是这种乡土题材的俗称，“邻里人唱邻里的事”，“庄户人唱庄户的歌”，是这种乡土题材的形象说法。“‘二板’、‘四平’、‘浪荡腔’，你能演来我能唱”，就是说小戏的音乐是以“二板”和“四平”为基本板式，后又创作了“反四平”、“快板”等板式。音乐旋律简单、平实、朴素，无高亢、激越、跌宕和大起大落，是其基本特征。源于生活，演生活中的人，唱生活中的事，甚至直接搬用生活的原始动作，而缺少高歌阔舞和高难度的武打表演，所以“你能演来我能唱”，说的就是这种乡土表演情态。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各地的民间戏曲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博兴、惠民等县陆续成立了专业剧团，民间的业余演出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演员经过正规化的训练，演唱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逐渐发展为舞台演出，向地方大戏演变，充满勃勃生机，繁花似锦，根深叶茂。无论是城市的剧场，还是小城镇的舞台，乃至广大农村的土台子都是戏曲演出的场所，民间戏曲活跃在村村寨寨，活跃在每一个角落，它犹如夏夜的繁星，数不胜数。吕剧1880年（清光绪六年），滨州市博兴县纯化镇王文村的民间艺人孙中新，同邻村的唱曲艺人张保光、张贵兰和刘銮峰四人搭伙，把带有故事情节的曲子，按照故事中的人物分扮角色，仿照戏剧的样子化妆演出。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后娘打孩子》、《吕洞宾戏牡丹》等，继而发展到《卖油郎独占花魁》等表述历史故事的大段子。常用的曲牌也由原来的俚曲、乡野小调扩展到《铺地锦》、《靠山调》等20多个曲牌。登台演员由原来的2-3人，增至5-6人，表演形式由原来的演唱人员兼操乐器，发展为乐手专操乐器，并且退到戏台边缘伴奏，演唱人员后台化妆，登前台演出。这时新型小剧种的表演形式上基本完备。第三代艺人组成的“顺和班”，先后在博兴、蒲台、高苑、桓台等地演出。1930年，第四代艺人张传海、张明然、张传河等，又分别组成“义和班”、“庆和班”进入济南新市场和南岗子演出。剧目增加了以章回小说为底本的连台本戏《王华买父》等。角色行当由原来的“三小”（即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发展到生、旦、净、丑四大行当。音乐唱腔形成了“四平”、“二板”、“流水”、“娃娃腔”等基本板式。至此，一种新型地方戏已趋于成熟。新剧种在起源、形成、发展、兴盛的过程中曾有过不少称谓。如“小戏”、“驴戏”、“捋戏”、“闾戏”、“旅戏”、“化妆扬琴”、“吕戏”等等。1944年，渤海根据地的《渤海日报》上刊登了彭飞创作的“吕剧”剧本《双寻夫》，从此，“吕剧”这一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