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袁世凯对清末民初时期人才的培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摘要：清末新政时期，由山东巡抚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追求体用兼备、忠勇双全的人才目标，倡导除旧布新的育才模式，废科举，兴学堂，育新才，崇尚不拘成例的用人之道，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这一思想，更是新政时期新洋务派官僚群体人才主张的高度凝结和阐释。关键词：袁世凯；人才模式；清末Abstract:AttheendoftheQingDynasty,YuanShi-kai,asfromShandonggovernortogovernor-generalofZhiliandBeiYangMinister,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theeffectoftalents.Hepersuedthetalentwhohadbothinternalandexternal,bothloyalandbravequalities.Headvocatedanunprecedentedtalent-cultivatedpattern.HeadvocatedtheabolishmentofimperialexaminationsbuildhighschoolandtocultivatenewtalentsHeup-holdedanunconventionaltalent-appointedmode.Inbrieftheseopinionswerecomposedofhissystematictalentthought.Moreoverhistalentthoughtwasalsoahighcondensationandinterpretationoftalentopinionswhichnewforeignaffairsbureaucratshadduringthisperiod.Keywords：YuanShi-kai;talentstyle;attheendoftheQingDynasty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袁世凯是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落第士子，发展到清末政坛权倾朝野的重臣，直至登上权力的顶峰，这绝非是偶然的。除了个人雄心及时世使然而外，与其重视人才，知人善用有非常大的关系。学术界曾经多角度地探讨过袁世凯的思想特征，但未对其在晚清对人才的培养方面进行过系统论述。纵观袁世凯的一生中人才观是袁世凯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它既体现了袁的个性特点，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袁世凯对人才培养重要性的认识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人才多寡关系社会的治乱兴衰，这是自古以来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被西方坚船利炮惊醒的先进中国人更是深有同感,他们或在思想界大声疾呼,或在实践中栽培延揽，都重视人才对于“自强”的功用。袁世凯在驻朝期间曾有和列强交涉的经历，此后，又亲眼目睹了清政府在中日对决中的惨败。因此，他不仅看到了人才短缺的残酷现实,“当世无深明大义之人，故人才今不如古；当今无博达时务之人，故人才又中不如外。”[1]发出了“人才之难，古今一致”[1]的感叹，而且深刻地体会到西方列强占有人才优势是其取胜的关键，“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1]为了使清政府在列强环绕的缝隙中求得生机，实现求富图强的目标，袁世凯上奏朝廷，言道：“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时无安危，有才斯理。诚以人才者，国家之元气，治道之根本。譬犹饥渴之需食饮，水陆之资舟车，使人人“争自濯磨，相率而入，以求实在、有用之学”[1]，强调学堂“各门科学，皆切于实用”，不可须臾离者也。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大难迭乘，外侮日逼，振兴奋发，正在此时。然而诸务未遑，求才为亟。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如反掌。”[1]从国家强弱的高度来认识人才的重要性，这体现了袁世凯作为一名朝廷大员的远见卓识。他同时意识到应将军事和吏治人才放在首位，认为“当今时局，以讲求武备为先；整顿戎行，以遴选将才为急。”[1]他对士兵和军事学堂的学生进行最新军事技能的严格训练和考察，甚至选派留洋深造从编练新式陆军到武卫右军,再到北洋新军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同时他指令各营设随营学堂或“讲堂”一所，由官弁定期给士兵上课，讲“圣谕广训”、“忠孝经”及“军人精神”等。各陆军学堂明文规定“忠君尊孔”，而且都设有礼堂供奉西太后、光绪帝及文武圣牌位，“每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和“文武圣诞日”，以及开学和毕业之日，由“总办率领各员生衣冠诣礼堂行三跪九叩礼。针对当时官吏“不但通达时务，干济世之变者百无一二，即求其能称职守，了然于分内应为之事，亦甚难其人。”[1]袁世凯认为“吏治之得失，人才之进退因之，民生之休戚系之。”[1]在国家存亡的危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