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年语文教育变革看语文教育的本质语文学科从它1904年独立分科到今天也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可是这百年却不同寻常，是人类社会，更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变化最为急剧的百年。社会的重大变革、起落，必然反映在教育上，特别是语文教育上。现代语文的百年变革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相对稳固的、对于封建统治来说是富有成效的封建旧教育，变革为近现代的资产阶级教育，社会主义的当代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直对“语文是什么”进行着探究，但似乎直至今日也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一近代社会是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中国人民一方面不屈不挠地奋起反抗，一方面多方探求民族独立、振兴的时期。然而这又是东方大梦不得不醒的时候。我们的先驱们惊讶地发现，曾经强大的文明古国已经远远地被西方社会抛在了后面。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令我们瞠目。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它们有先进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中国之所以衰败，是因为中国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和教育制度腐朽落后。比如梁启超就说“中国之衰乱由于教育之未善”。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我们才能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国家才能改变贫弱的面貌而走向强盛。他们猛烈批判封建教育的科举、八股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们兴办新学堂，创办时务报刊，制定新学制，倡导白话文运动，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把教育当作治弱医贫的武器，把兴学校、开民智作文救治中国的药方。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全盘西化的观念。判断一个民族文化的优劣，往往是以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为准绳的。当一个国家科技发达，物质文明先进时，他的文化也被认为是进步的、优越的，而当他的科学技术落后，国家贫弱时，其文化也被认为是落后的，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法则。所以我们认同西方，加速西化步伐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同时，我们这个民族在理论形态上一贯重感悟，重形象，连深邃的哲学理念都要用寓言、故事、图像的方式呈现，而不像西方那样，具有强大、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逻辑力量。中西文化的这种巨大反差，和我们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的落后，导致了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否定。曾经的泱泱大国，世界的中心、主宰，顷刻间土崩瓦解，一下子变得不自信，甚至是妄自菲薄了。我们开始对西方朝圣般地亦步亦趋。当时的思想先驱们认为，要救国只有向西方学习，改变中国贫弱的地位的首要任务是改变就教育制度。更何况我们的旧教育，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端与腐朽，封建教育日益“阻碍了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不仅仅是缺乏生机与活力，而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所以对它进行摧枯拉朽式的摧毁和清算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我们没有其他参照系，在这个地球上只有西方是我们的榜样。二1902年—1904年“壬寅—癸卯学制”就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这一学制下，“中国文学”正式单独设科，有了自己的学科宗旨和要求。（语文独立之时的名称是“中国文学”，而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课，而是相对于当时设立的“外国文学”而言的一个科目。“中国文学”实际上包括了“习字、文章、文学”等内容，既不纯属文学课的内容，也不同于后来的语文课内容。）但骨子里的封建内核还没有剔除。是啊，几千年的传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废止的，其顽固也好，强大也吧，它的巨大惯性也使它具有相当的生命力。辛亥革命后，在蔡元培主持下，改为“壬子—癸丑学制”，用1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来代替“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思想，完成了教育由封建性质向资本主义性质的过渡，教育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作为独立成科的语文，开始有了自己较为明确的任务，语文教学开始从服务他科转向语文本身，即“通解普通语言文字，略解高深文字”，“作简易实用之文”，“能自由发表思想”，语文教育开始注重“应用”，语文的应用工具性作用成为这个时期的语文观。而且学制、班级授课等一系列改革都是西化的结果。在急剧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启蒙者们为了开启民智，更广泛地宣传新思想，急切需要更广泛地普及教育，而普及教育的障碍就是文言。文化思想运动的领袖们认为摈弃文言，采用白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