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重新认识及评价“教学做合一”VIP专享VIP免费

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教学做合一”南通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一陶行知生活教育三大主张之一的“教学做合一”，长期被认为是生活教育的“教学理论”。八十年代修订出版的《辞海·教育心理分册》持这样的观点郭齐家教授著《中国教育思想史》也认为：“‘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1〕。不可否认，一般意义上的教学论也涉及教学的教育性问题。然而，教学的教育性只能说明教学与一定的思想品德教育有必然联系，却不能与表示教育内容的德育等量齐观。教学理论与德育理论是交叉而非包容关系。尤为重要的是，陶行知先生本人没有说过“教学做合一”仅仅是生活教育的“教学理论”。事实上，“教学做合一”还是生活教育的德育（训育）理论，其实质是“做事”与“做人”的统一，含有强烈的德育性。“陶行知百年诞辰”之际，笔者曾撰《“教学做合一”的真义及对当前教改的意义》（以下简称《真义》〔2〕，提出：教学做合一”不仅仅是生活教育的教学理论，它还是生活教育中的一条重要的德育原则。”该文线条较粗，“德育原则”说也较生硬，但对“教学做合一”“教学理论”说表示了怀疑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从此后出版的教育工具书〔3〕和文论〔4〕仍坚持传统观点来看，笔者比较乏力的质疑未引起注意。近年我又陆续却系统地研读了陶行知的有关论著，确认“教学做合一”“教学理论”说失之偏狭，坚持“教学做合一”“教学理论”说不仅违背陶行知本人的论断，而且必然忽视从德育的角度研究“教学做合一”的意义。这在实际上已成为以往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中的重大罅漏。克服此罅漏意义重大，不仅关系到准确认识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还涉及到对“教学做合一”的科学评价。二过去普遍认为，陶行知是在1927年提出“教学做合一”的〔5〕。我在《真义》一文中指出：陶行知明确提出“教学做合一”是1925年。可以用来直接证明是1925年而非1927年的材料是：1927年11月2日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的演说词中写道：“八年，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之征，撰《教学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后来新学制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是民国十一年的事……前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时，我仍用教学合一之题，张伯苓先生拟改为学做合一，我于是豁然贯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去年撰《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即将教学做合一这原理作有系统之叙述。”〔6〕1927年所说的“去年”当为1926年，这一年，陶行知对“教学做合一”的原理作了系统论述。“前年”则为1925年，这一年陶行知“直称”“教学做合一”。即在《教学做合一》之名出现之前，“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已经成立。”〔7〕这就是说，是先有“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后有“教学做合一”之名的。仔细琢磨陶行知的这些话，可以排出下述时间表：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陶行知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即：“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1925年，陶行知“直称”“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之名面世；1926年，陶行知对“教学做合一”作有系统之叙述。但1926年及1926年之后，陶行知对“教学做合一”的系统论述，其要点仍是1922年提出的：“事怎样做就怎样学”等四句话。根据以上事实，1925年陶行知“直称”：“教学做合一”，即标志这一年陶行之直接和明确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主张，原因很简单，因为此前已有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要点，用陶行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已经成立了”（同注〔7〕）。肯定了是1925年陶行知明确提出了“教学做合一”，我们便可以肯定：“教学做合一”面世之初，就已包含了“做人”的德育内涵。颇多材料可资证明，这里仅举两件。1、1925年底，陶行知应邀到南开中学发表演讲。他说：“现在我们专讲‘学’和‘做’二个字，要一面学，一面做。‘学’和‘做’要连起来。”这篇学说词的题目是：《学做一个人》。〔8〕这一年陶行知刚提出“教学做合一”，就明确提出了学做人的问题。2、1926年11月，陶行知提出“知识品行合一”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