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一：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精神主旨：以德治国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中华传统文化是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以儒家、庄子,墨子的思想、道家文化为主体等多元文化融通和谐包容的实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56个民族文化的统领。而流传年代久远，分布广阔，被称为“汉文化圈”，文化是宇宙自然规律的描述，文化是道德的外延；文化自然本有，文化是生命，生命是文化；文化是软实力，是决定一切的内在驱动力；文化又是社会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思想精神，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根本。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中心主义的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以德治国。《说文》释“德”字从“彳”从“直”从“心”，意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把心思放端正，以直心正身、真心诚意对待他人。以德治国就是用这种正直、真诚的思想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治理国家，充分发挥道德的政治功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不断进步。我国以德治国的文化传统的内容是丰富多彩、厚重精深的，举其要者，主要有如下两方面。一、“德主刑辅”德治起源于西周，孔子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而“周人尊礼尚施”。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以“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作为施政的方针。春秋时期思想家提出“以德和民”、“以德抚民”，认为“德，国家之基”。孔子进一步指出“为政先礼，礼者，政之本”，认为作为治国方略，道德比刑罚更重要。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依靠政令、刑罚来治国，只能使人民免于犯罪但不能以犯罪为耻；而如果以道德、礼义来治国，则不但能使人民以犯罪为耻，而且主动遵守规矩。这是一种德主刑辅、礼本刑用的治国方略。孟子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提出“政”的理论，其要义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要求统治者“以德行仁’，“以德服人”，并通过“明人伦”，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子提出“隆礼重法”，但仍强调“教化为先”，反对“不教而诛”总之，早在先秦时期，德主刑辅的思想已经产生，一些思想家、政治家不仅视道德为安身立命之根，而且以道德为治国平天下之本。汉朝建立后，“德主刑辅”的思想不仅获得了新的发展，而且逐渐成为封建王朝安邦治国的指南。在黄老学派“先德后刑”、“刑德相养”的思想指引下，汉初诸帝施行“以德化民，约法省禁”和“与民休息”的“君人南面之术”，从而出现了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太平盛世的“文景之治”。后来，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其要旨在于“以德治国”、“任德而不任刑”。这一主张被汉武帝接受后，使汉朝确立了“务德教而省刑罚”的方针并付诸实践，从而形成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到了唐代，“德主刑辅”被写入法典。《唐律》开宗明义就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历代王朝皆以《唐律》制订本朝律令，“德主刑辅”遂成为古代明君贤臣们相沿承袭的治国安邦之方略。“德主刑辅”方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礼入法”，即把道德规范“仁孝之礼”纳入法律。《秦律》规定“父盗子，不为盗”。汉律有“亲亲相容隐”的内容，规定家庭成员犯罪，其亲属可以“为谋首而藏匿罪人”，法律允许免予或减轻追究其刑事责任。唐律进一步扩大罪犯亲属相互“藏匿”的范围，直至近代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法律也还有类似的规定。上述内容来源于孔子“仁孝之礼”。有人问“父攘羊而子证之”，是不是“直躬”?孔子日：“我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此外，汉律有“左道律”，即对违背“忠于君、孝于父母”者，处以重刑。“以礼人法”还表现在用儒家经义决狱和解释法律。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供廷尉决狱之依据¨引。东汉学者马融、郑玄、应劭等人亦着书以《春秋》决狱，而东汉王朝则确认他们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上述情况表明，从汉代开始中国法律已走上了“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道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增补和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