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之“颍上”的地理位置攷《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以颍上始建县是在隋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而管仲为齐相是在公元前685年，前后相距近一千三百年之久。管仲在世之时，尚无颍上县之名，因而有：史记中所称之“颍上”1.系泛指颍水流域之上；2.似非今日之安徽省颍上县，的两大惑疑乃至误解。为澄清是非，明确“颍上”之实际地理位置，从而确认管仲的故乡所在，特作如下攷证。一．《史记》所载：“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中之“颍上”绝非泛指。《史记》作者——司马迁，生于汉代“文景盛世”之后期（公元前145－前86年）之治史世家。父亲司马谈为汉史官。迁十岁，从乃父习古文，二十岁起，历游海内名山大川，实地查考验证其父撰记之史料事实并充实其个人之社会及地理知识。司马谈临终嘱咐他一定要完成其父毕生呕心沥血所撰写的《太史公书》（即《史记》）。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继承其父任太史令，从事国史的编纂工作。后以涉及李陵投降匈奴案而被处仅次于斩首的“宫刑”。后他全力潜心修史。《史记》之书，既是他精心搜集、复经他近二十年的遍历各地查证所得来。更加之以受腐刑之待罪人身所撰，设稍有虚浮不实之说，将必重蹈杀身之祸。故《史记》之文，为司马迁经过多方验证之后，有则书之，稍存疑义，则应付诸缺如也。他曾多次表明这种“忠于史实”的态度。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司马迁·报任安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查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1《史记·太史公自序》【注】两文中加点之“略”字义为：1.治也。2.取也。《左传·宣·十五年》：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大。3.要也。《庄子·知北游》：将为汝言略。（见《博雅》）其撰《史记》一书，有关措辞炼字之谨慎，可知之矣。所谓“颍上”为泛指之说，谬者謬也。不待辩而自明矣。且以其所撰七十篇列传考之，益足证彼无“泛指”之文也矣。《史记》载列传七十篇，其中传记四周藩属国之君主更替、人物风情者六篇，专记孔子之七十七弟子者一篇，余传记国人行状六十三篇中，共撰述169人之生平事迹，同时又附列了与立传者有关人士之简要身事者74人，在合共243人中，列明系何处人者213人，付诸缺如者30人。对已阐述其出处，而尚有不明确之点或有迁徙者，亦必详为诠注。如：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太后之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列传第十二》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列传第四十二》可见《史记》之所载，知之者，则必详传其为何处人，对有模糊不清或存有疑问异说者，宁缺而不书，绝无模棱两可或泛指之文。其数以百计人士之祖籍所隶及后之定居处所，皆详为传记。奈何独管仲之家乡为泛指之耶？故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应为确指管仲是“颍上”这个地方人。二、春秋时期“颍上”的位置所在2《颍州府志》是汇集颍州府（包括今阜阳市全境及周边之部分地区）自周朝以来之州县史志中，地理汇要，历史掌故之集大成史书，载有：周分封列国。春秋时，可考者：为胡国、为沈国、为州来国、为蓼国。为颍上邑、为慎邑、为雩娄邑、为鸡父邑、为焦邑、为鹿上邑、为蒙邑、为夷邑。战国皆併于楚。《颍州府志·舆地志·沿革》【注】：古时之“国”、“邑”、“城”之义为：国：1.诸侯的封地；2.都城；3.城邑。邑：1.大夫的封地；2.区域单位。九夫为井，四井为邑；3.庶民之编制单位。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城：凡王朝领地，诸侯封地，卿大夫的采邑，都城垣的都邑为中心，皆称城。由上史可知，颍州府辖境内，在春秋时，有城垣之诸侯封地。共有：胡、沈、州来及蓼四个国和无城垣散居的颍上、慎……等八个居民点。经查考得：胡国，又名胡子国或胡子城。在阜阳县境。沈国，在今河南省，沈邱县境。蓼国，在今安徽省，霍邱县境。州来国，在今安徽省，凤台县境。故颍上邑、慎邑居民点，是在上述四个有城垣的“国”的范围之间或其附近，即在今日之阜阳市之所辖地域中。因此，《史记》中所指的“颍上”应为位于今阜阳市的“颍上邑”。三、春秋之“颍上邑”与今日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