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应符合公平发展的制度伦理VIP免费

凌宗伟：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应符合公平发展的制度伦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2》指出，农村教师的职称晋升难度普遍大于城市，在评定时间上也多有推迟。比如，就“小学高级”职称来说，农村教师比城市教师低14.37%，但所花的时间却要多出4.43年。事实上，作为绑定教师待遇、名誉、地位的“职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和教师群体的现实利益和价值诉求。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是1986年建立的，2011年开始，中小学教师可以参评与教授级别一样的正高级职称。为什么原本出于提升中小学教师地位的职称制度，反而成了中小学教师乃至许多专家学者的诟病呢？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不切实际的评审“标准”和“名额配给制”了。职称评审问题何在？笔者以为，首先在于制度设计。诚然，满足所有人要求、符合所有人利益的完美制度是没有的，但制度的取向是可以让人向前、向上、向善，而不是让人消沉和迷茫。比如，许多地方对职称实行“名额配给制”，即一所学校的初、中、高级职称的人数是精确划分的，高、中、除三级比例是以单位职称人数为基础的。高中职中岗位设置：正高1-3%，副高20-40%，中级25-40%，初级25-40；初中岗位设置：正高1-2%，副高15-25%，中级45-55，初级35-45%；小学幼儿园岗位设置：副高2-6%，中级45-60%，初级45-50%。以高中为例，正高、按最大化比例评审的话，副高以上不得超过25%、中级不得超过43%、初级不得低于32%这样一来。这样一来，学校习惯的做法就是以人员的资历、工作年限为核心，在“按资排辈”的惯例下，教师要么“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要么自轻自艾，闷闷不乐。甚至还有些校长以人际亲疏为标准，或将职称评审当成“权钱交易”。身处如此逼仄的环境，无论新老教师，都可能会变得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制度本身不是目的，但好的制度会成为一种良性职业生态和坚实职业伦理的保障制度的优化当尽量较少行政干预和经济利益掣肘，重新考量职称评审标准，取消“名额配给制”。实施具备条件“自然晋升”的评聘制度。既然是专业技术标准是否应立足于建立一个城乡教师都认可的标准，这标准不仅仅要有结果评价，还要有过程性评价，更要在避免以城市教师为中心，兼顾农村教师的职业生活特点尤其是在教育教学成果的评价中，应摆脱唯结果论、唯成绩论的数字化考核，更凸显人性化的过程测量。可以考虑给在乡村从教多少年的教教师适当增加权重。制度设计，更应正视城乡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上的天然差异，城乡教师专业水平的差距的客观现实。在实行职“自然晋升制”的同时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给农村教师提供与城市教师一样的、甚至是更多的培训学习的机会，以帮助他们提升专业水准。比如加拿大在教师工资晋升中的做法就比较可行，不论你在那所学校，只要你有了一定的工作年限，有取得了相应的进修证书，就可得到晋级。在教育科研、教学比武、荣誉奖励等诸多机会中让广大教师看到希望。毕竟职称是与收入挂钩的。客观存在“自然晋升”也可能造成城乡的差异。当上升渠道被彻底打通、板结的城乡地域格局被彻底摒弃、人人的价值预期都可以充分兑现之时也许就是迈出困局的第一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好乡村学校教师配备的问题。农村学校的老师往往身兼数科，有时候一个人几乎得教全科。学科配套不全，势必造成乡村教师长时间、高强度的跨学科教学，当他们身心交瘁地忙于在各种学科间切换、应付，怎么可能有精力和时间在本学科领域内“形成独到的见解和主张”呢？这样的局面不改变，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对本学科的钻研日渐荒芜，其他科目乃至整体的教学质量的不如人意，加上城市学校的鲜明反差，农村教师要么“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山望着那山高”；要么混混度日，等着“媳妇熬成婆”的那一天；或者干脆破罐破摔，不抱任何期待。如此下去，伤害的还不是教育本身？教育行政部门，尤其是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们必须认识这样的问题，当“职称”制度成为教师头上的紧箍咒，成为教师的噩梦，扭曲教育管理者和教师伦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在制度设计上寻找突破呢？是不是可以废弃配额、学习有关国家和地区按期晋升的教师工资制度？换一个角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