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三农”问题一直是一个牵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尤其拥有着8亿农民,这些占据着我国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的就业问题也就成为了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签发了《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许可了从事工业或服务业等非农行业的农民在自己解决粮食的前提之下,把户口迁到县级以下的镇,并允许国营单位招收农村劳动力
自从此文件下达以来,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人数开始急剧增加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又提出了“促进、诱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有秩序的地区间流动”的方针,修改了雇用方面的法律制度,并实施了强化中介机构,提供就业信息等一系列措施来积极应对、接纳农村外出劳动力
自此,农村外出劳动呈现出了大规模化
由于中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限制被打破,人口规模逐渐增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由1978年的2827万人上升为2000年的17078万人;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向城市转移,改革以来累计约在6000万人到1亿人之间(褚志远2006)
但到2000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第七号文件,首先在安徽省实行了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2002年又将其推广到全国20个省
而这次的税费制度的改革是的农民的人均负担额减轻了26%
从这时开始,农村劳动力回流返乡的现象逐渐显现
但这并不是使得农村劳动力回流返乡的唯一理由,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动也有很多的制约因素
例如:第一,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的存在
我国劳动市场的构造可以用“三阶层二元结构”来表示,第一阶层是农村内部的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边际生产性所决定的二元结构,部门间的劳动流动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第二个阶层是由于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而造成的城乡间的二元结构;第三个阶层的二元结构,是城市部门中城市户籍人员与农业户籍人员之间的二元结构(乐君杰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