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在强化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前行20XX年是修改后刑诉法实施的第一年,刑事司法工作面临旧观念与新制度的碰撞和调试,呈现出有难题更有成效的局面。理论研究围绕修改后刑诉法的贯彻实施,深入调研,扎根实践,强化问题意识,开展对策研究,产出了大量的优秀成果,为促进修改后刑诉法的准确实施,推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很大努力与贡献。关键词:司法解释为了配合刑诉法的修改与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下称《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规则》)、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继发布,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前所未见,由此也引起了学界对于司法解释的热议。就司法解释的定位而言,学者认为,“因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何为司法解释的中国特色,有人指出:“与一般意义上的法官适用法律并在此过程中进行法律解释不同,我国的法律解释一般来说既非附属于司法裁判权的一种活动,也非附属于立法权或法律实施权的一种活动。这种解释在法律上被单列为一种通过解释形成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一般解释性规定的权力,而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对这种权力的分配,则构成了一种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法律解释体制。”多数学者对司法解释持肯定观点,认为司法解释“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具有正当性”。所谓正当性,“首先是历史经验的传承,其次是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客观需要,最后是有法律明确的授权”。同时主张,司法解释在内容上应当满足几项基本要求:其一,忠实于立法原意;其二,防止自我授权或部门扩权;其三,切合本部门实际,满足司法实践需要;其四,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其五,创新办案机制。对于司法解释肩负的使命和任务,有学者这样谈及:20XX年刑诉法的修改是“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要求的具体举措”,因此需要处理更为错综复杂的立法与实践的关系,这一立法现实状况在客观上也需要起草司法解释来加以应对。以上主要是以《规则》为范本的论述,也有学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制定过程、文本内容出发给予了司法解释高度的肯定,比如说荟萃了全国法院的审判经验、反映了社会各界的法治智慧、坚守了规范公权力不得扩张的原则、贯彻了保障私权利行使不得克减的原则等等。当然,在理论界也存在有关司法解释的不同意见。有学者担心当下的解释权运行过程已经由“‘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权异化为抽象法律解释的制定权,并不断对现行法律进行漏洞填补、内容更改,成为事实上的立法者”。也有学者从文本的角度,以证据为例指出有关司法解释存在“内容失当、语言失范、判例缺失等问题”。还有学者就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提出了明确的意见,认为应当包括提起、立项、起草、审核、决定、公布与备案等六项内容。多部司法解释之间的协调衔接问题也受到关注,有学者指出,应当以此为契机对各类规范性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与统一,杜绝“政出多门”、“红头文件满天飞”的乱象,确保法律实施的统一与权威。关键词:刑事错案和疑罪从无20XX年以来,陆续披露纠正的数起刑事冤错案件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使司法公信力遭到严重挑战,实务部门有领导撰文疾呼“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学者们关注实践问题,对错案的发生、成因、救济与防范等展开了深入研究关于刑事错案的界定。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对错案的认识存在泛化倾向主张借鉴国外立法例将之限定为因缺乏犯罪要件的证据而造成的事实认定上无罪错判有罪的案件。关于错案的成因。对于非办案人员故意或失职造成的刑事错案,学者从认识规律和心证过程的角度表示理解:事实认定者只能凭借证据间接地认定案件事实,因此具有天然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司法制度都不能完全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对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冤枉无辜、错判好人等现象,专家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有学者认为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问题,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加上刑事庭审徒有虚名,诉讼实质上是以侦查为中心;也有诉讼观念方面的原因,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办案过程中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