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1878 年客邮在广州的进展摘要：“客邮”是指 19 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侵犯中国主权，在中国传递信息及物资的早期西方邮政系统
《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一书，是鸦片战争之后，1877—1878 年“客邮”在广州开展的具体记录，也是“客邮”运作从秘密到公开、业务从局部到完整、影响由局部到全局的变化再现
可以从中认识书信在当时客居中国的外国人生活中的作用，理解“客邮”对推动中西文化沟通及社会开展做出的奉献
关键词：客邮；书信；邮局；广州英国是 18 世纪以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西方国家，随着来广州英国各界人员的日益增多，书信主要依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传递[1]，正如马士所说：“早年是没有邮政便利的，每个发信人或收信人都须依靠其本公司的船只或其他公司的便船
”外国来华人员书信在中国境内的传递受到严格限制，外商在华贸易期间的相关需求需请求清朝地方政府解决
但地方官府不同外商发生直接接触，而是由行商作为中介，代清政府向外商传达命令规定，代外商向清政府转递他们的书信、请求，“凡夷人具禀事件，应一概由洋商代为据情转禀，不必自具禀词”[2]
《粤海关志》详细记载了具禀程序：“必须赴总督衙门禀控，应将禀词交总商或保商代递，不准夷人擅至城门口自投”，“假设事属寻常，行商并未拦阻不为代投，及不应具禀之事，该夷人辄行逞刁违抗，带着多人至城门递禀者，即将该夷商贸易暂停一月，不准买卖货物，以示惩警”[3]
因一般贸易事务引起的纠纷，外商应到粤海关衙门投诉；一般交涉事务，应到澳门同知、香山县丞等衙门投诉，根据一般程序审理
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四名意大利传教士由澳门进入广州前往内地秘密传教，携带书信被清廷缴获，乾隆朝教案因此爆发，传教士、涉案官员和十三行商皆受到严厉处分[4]
19 世纪中期，为满足英国与中国之间信息传递及在中国境内中转的需要，英国商人在往返中国的英国商船上设置了信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