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有关中国引进外资的问题上，国内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吸引外资是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目前，国内高达 7 万多亿元的庞大居民储蓄［ 1］ 和不断扩大的银行存贷差［ 2］ ，表明将引进外资用以解决储蓄－投资缺口的解释并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也远未带来预期的成效［3］，那么千方百计引进外资的动机和必要性究竟何在？ 一. 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衰退轨迹 20XX年，中央安排社会保障支出达 458 亿元，比 1999 年增长了 80％，比同年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高出％［ 4］ ，由此可以明显感受到失业给国家社会政治带来的沉重压力。同年，国家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剥离的坏帐近万亿元［ 5］ ，然而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仍达 25%［6］。银行实际坏帐有多大迄今还是个谜［ 7］ ，但毫无疑问，坏帐总额肯定远远高于已剥离的数额，这可以从国家发行特别国债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严令银行业强化信贷风险控制中看出端倪。 巨额的银行坏帐暴露出长期以来国内投资的低效，即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中国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就不再受困于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双缺口模型”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日甚一日的强烈需求。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繁荣主要得益于旺盛的国内消费，当时的改革是双赢博弈，社会各阶层均从改革中受益。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改革使国民收入和福利的分配明显倾向于承包者和职工，国家统一确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总额、不断地涨工资、几乎不允许国企破产，以及通过财政贴息方式补贴亏损的国有，保持了间职工收入水平的均衡，稳定了占城镇就业主体的国有职工的收入预期，使得居民消费倾向极其强烈于是出现了对于轻纺、家电类消费品工业的投资高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高达 29％，比 1953－1980 年超出近十个百分点。 由于承包制负盈不负亏，存在着投资的软约束；行政分权使“条”的中央政府权力向“块”的地方政府转移，权力上升的地方政府在中央要求加快经济建设的政治压力和各级政府逐级对下实行与政绩挂钩的仕途升迁激励机制下，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利用一切可控制的资源、包括利用人事任命权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分支行，追求产值的增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