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我国信访问题的现状及对策一、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和困境我国的信访体制建于20世纪50年代，在建政后不久就开始运作，在“文革”时期，多数信访机构都被关闭，仅存的一些也不进行实质性的工作。1982年以前的信访反映的问题多是“政治型”，在解决国民政治待遇问题上，信访制度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也很容易理解，“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机关尚在恢复之中，信访于是成为中国公民权利救济的极为重要的渠道。我国现在的信访传统，只能追溯到1985年信访机构重新开始运作的时候。1、现行信访体制严重地浪费社会资源根据国务院的条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均应当建立对公众开放的信访工作机构，以接受来信或来访。理论上，信访局可接受任何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请求。近年来，民间信访逐渐集中在两类问题：一是涉诉上访，即对司法机关裁判表达不满的上访；如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办结各类案件3196件，而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诉信访却高达19695件（人）次，平均每个工作日办理涉诉信访达79件（人）次。[1]（p86）二是行政纠纷信访，即针对政府部门行政行为的信访。并且，进行信访的当事人很少只向一个机关提出，他们通常向多个机关提出，他们往往在各个机关奔波，甚至在北京和当地多次奔波。第一类问题明显应由司法机关处理，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申诉的提起及受理程序，却没有规定公民应该向信访机关提起申诉。第二类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诉讼方式解决，现行行政诉讼法把可诉的行政行为的范围定得相当广，尽管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命令、决定”划在可诉讼的范围之外，但在具体审理中，法院在裁判中可忽略它认为非法的行政决定，只是不能公开宣布此决定非法；第12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要求”确实会使一些案件不被受理，但这种情况为数甚少，并且仅针对“抽象”的决定或命令，而无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依据的行政纠纷信访几乎没有。在我国提出要建立法治国家的背景下，信访现象仍然层出不穷，这很值得深思。第1页共8页目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公、检、法以及相关的职能部门，均设有信访接待机构。从1993年以来，信访总量持续上升，2000年全国信访总量首次突破1000万件（人）次，2004年更是达1373万件（人）次。这种情形，直到2006年才得到遏制。全国信访总量虽有明显下降，但越级上访、进京上访数量却大幅增加。[2]（p104）然而，信访的效果却比诉讼差得多，很少会解决上访者的问题。大部分信访事项有头无尾，不了了之。中国社科院（2004年5月至10月）课题组通过对上访人群发放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来自全国各地2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进驻“上访村”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公民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比率只有千分之二。[3]（p28）当今的信访制度早已突破了秘书性质的工作机构的定位，从现行的信访工作模式看，不具有行政权力的信访机构有时权力无限且不受制约，其工作的触角往往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时甚至替代行使了国家机关的一部分职能，信访机构由一个传达信息的渠道逐步变成了解决纠纷的正式部门。传统理论及部分党政干部认为，信访制度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了一个“执政链接”，有助于维护政府的执政合理性。国家信访局研究室负责人认为，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而要解决信访洪峰就得强化信访部门的权力。因此，必须要强化信访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信访部门的领导应该是政府的主要领导才行。这些观点在一些地方已经实施：信访局升格为“群众工作部”，该部的首长是当地党委的常委，信访机关成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机构；沈阳大学开设了“信访专业”，国家信访局提议还要设立研究生班，培养高级人才。信访制度的推动力量是领导人的讲话和批示，而批示源于传统的人治思想，所以在现行信访制度下，就有了通过上访推翻法院终审判决的案例。而“传达室”和“邮局”式的归口转处，只能导致多数信访群体对国家和政府产生更大的失望与不满。一旦失去对寻找正义的希望，失去对党政部门的认同，失望的信访民众可能产生强烈的绝望情绪，因为他们往往倾家荡产去省会或者北京上访，但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第2页共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