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牒试”制度论考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宋代科举乃是至为公正合理的制度，因而往往忽略了科场中的种种非公平竞争现象。应该说，科举考试各层面几乎都存在特权，诸多人为的运作贯穿于其间。本文将以“牒试”制度为中心对宋代科场的非公平因素进行适当的检讨。事实上，“牒试”是宋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却并无清晰的阐释。何忠礼教授在《宋史选举志补正》一书中指出，“按北宋时期的别头试、胄试、锁厅试等，至南宋统称之为‘牒试’。”［1］（P78）笔者以为，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拙稿拟就宋代转运司“牒试”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必要之考察，不妥之处，敬请指正。一、“牒试”制度的渊源及变迁“牒试”一词，北宋时期非常罕见，似乎到南宋以后才作为科举制度的一个专用名词而频繁见诸史籍。按照宋代著名史家李心传的解释，“牒试者，旧制：以守、?y及考试官同、异姓及有服亲、大功以上并婚姻之家，与守、?y门客皆引嫌，赴本路转运使（司？）别试，若帅臣、部使者亲属、门客则赴邻路。”［2］（甲集卷13，《避亲牒试》）在他看来，“牒试”是原来就一直存在的制度，专指对知州、通判等地方官和主持州一级科举选拔考试官员的亲属、门客等特定群体的考试，其具体事务由转运司负责，路级官员的亲属等则到其它路转运司参加选拔。尽管上述解释并不全面，但基本上揭示出了“牒试”制度的本质，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所谓“牒试”，是指由转运司主持的对地方官员亲属等进行的选拔考试，故又称为“漕试”或“漕牒”，如南宋赵?N就认为，“漕试”是“转运司承集本路见任官牒送到随侍子弟及五服内亲，如州府解试法”，［3］（卷2，《漕试》）可知这两个概念是可以通用的。宋代科举考试通常由州军试（又称“发解试”）、礼部试（又称“省试”）和殿试构成，这是一套相当严密的系统，宋朝政府对各级考试的几乎所有环节都作了相应的规定。“牒试”属于州军试，是各地方进行的初选，考试合格的举子再参加中央组织的考试。在大多数宋朝士大夫看来，科举“最号至公”，［4］（卷17，《论逐路取人札子》）乃是最为公平的竞争。然而，正是由于科场是宋代最具影响力的名利场，因而人们为了博取功名，不惜采用种种违法手段以达到目的。尤其是那些权贵子弟及其亲属，自然具备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宋朝开国以后，为了防止科场舞弊，逐步健全法制。针对那些有着特殊背景的举子，宋朝采取了诸多相应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别头试”，即中央高级官员和与科举相关的官员子弟及亲属单独进行考试，此后这一制度逐步推广。至宋仁宗景?v四年（1037），制定科举政策的“科场条贯所”接受直集贤院贾昌朝的建议，“诸州举人亲戚守任在本贯、远地官僚子孙在任处、发解官亲戚三等人，乞今后类聚，别差官考试，每十人解三人。”［5］（选举15之10）规定三种人有别于普通举子，必须另外派遣官员单独组织考试。《宋史》的记载似乎更清楚些，“士有亲戚仕本州，或为发解官，及侍亲远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转运司类试，以十率之，取三人，于是诸路始有别头试。”［6］（卷155，《选举志》）需要说明的是，《宋史》在此并未注明这一政策执行的具体时间。也就是说，凡是有亲戚在举子籍贯所在地担任官职，或者有亲戚担任当地负责考试的官员，或者侍奉亲属到离自己籍贯二千里以外的地方任职的官员子弟，都必须单独参加考试，录取比例为30％。随着时间的推移，州军级初选录取的比例有所变化，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地方组织的“别头试”录取比例比普通举子要高出许多。北宋时期，欧阳修指出，“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7］（卷31，《选举考》）尽管此处所议论的是全国各地“解额”不均衡的问题，但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南方地区发解考试录取比例仅为1％左右。由此可见，“别头试”既是限制官员及其亲属科场徇私的措施，同时也是对官员亲属的恩惠和照顾，实际上是官僚特权的反映。严格说来，宋代所谓“别头试”主要针对的是官僚群体等特权阶层，南宋以后的“牒试”便是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