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梁山好汉的悲剧看《水浒传》的创作意义一、从一道中考语文试题谈起2016年杭州市中考语文试卷中有这样一道试题:6.文学常识和名著阅读。(2)小张同学在读完培根《谈厄运》一文后,准备写一篇观点为“厄运能磨炼一个人”的读后感。请你帮他从以下人物中选择一个,结合其相关故事来印证这一观点。A.简·爱B.林冲C.格列佛且不说三个选项都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作为印证观点的材料是否妥当,仅就B项把林冲作为可用来印证“厄运能磨炼一个人”这个观点的材料这一点来看,就可以确定这是一道有错误的试题了。林冲的人生是一场悲剧,林冲由安分守己到家破人亡而逼上梁山,显然不能说是“磨炼”的结果,不能作为“厄运能磨炼人”的依据。“磨炼”是淬铁成钢,是提升,是进步,而林冲被迫手刃陆谦、富安,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从此无家可归,流落江湖,是多么悲催啊!更何况,他的主要仇人高俅仍然居高位享厚禄,不损丝毫,即使日后林冲面对着他,也不能有任何报仇的行动。这怎么可以说是厄运磨炼出来的进步与提升呢?按理说,这一点道理不难明白,怎么会出这样的错误呢?何况这是中考命题专家(也应该是语文教学行家)集中讨论的结果啊!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仔细看一看命题者给出的答案示例,似乎可以找出错误的原因。答案示例是这样写的:B.妻子受高衙内调戏,自己受高太尉迫害,刺配沧州途中受尽屈辱,逆来顺受的林冲最终奋起反抗,手刃仇人。好一个“奋起反抗,手刃仇人”,原来在命题者眼中,这就是林冲经历打击磨难之后的进步与提升,因为他学会反抗了,学会了江湖中的快意恩仇,不再逆来顺受了。这好像是对的,这不就是教科书中所说的“《水浒传》……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摘引自“百度百科”)那值得歌颂的“反抗精神”吗?二、《水浒传》歌颂反抗精神吗?《水浒传》真的在歌颂梁山好汉(即主流话语中所称“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吗?问题就出在这里。倘若《水浒传》的作者真的要歌颂这种反抗精神,为什么将梁山好汉的来历敷演为被洪太尉误放出来的一百零八个魔煞?为什么要安排梁山水寨接受朝廷招安的情节而不是让他们反抗到底?为什么安排他们去征讨同是造反者的方腊的情节?为什么安排宋江自己饮下药酒后还骗来李逵让他也饮下药酒的情节?为什么,有太多的为什么,无法顺着“歌颂反抗精神”这一理解来进行解释,不合事理,不合逻辑。于是就有了一段天马行空式的评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2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要让“歌颂反抗精神”说得通,就要给梁山好汉们后来接受招安、征讨方腊等“替天行道”的所作所为找一个理由,于是宋江就被按上投降派的罪名,让他来承担罪责——众好汉大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是要造反的,只是宋江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阴谋家攫取了革命队伍的领导权,搞修正主义,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革命队伍带上“招安”之路——这似乎是可以说得通的。但这一套说辞更像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政治话语,而与古典小说《水浒传》已经相去甚远了。晁盖、宋江、李逵、吴用、三阮等梁山好汉的名号,聚义厅、忠义堂、招安、打方腊等出自《水浒传》的词语,已经成了政治的词汇,被贴上另一个意义标签,而不再是小说的、文学的形象意义了。其实,毛泽东本人对此是直言不讳的,他曾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第26页)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他确实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一个政治人物,为了政治的需要,或者说基于他政治思维的逻辑,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一部文学作品,原也无可厚非。不幸的是,他的话却被文学评论界奉为圭臬,于是“歌颂农民起义”“歌颂反抗精神”“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