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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故事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送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十余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和北大，为了能够出国选择了清华；他在哥廷根大学有过一段苦涩的异国之恋；他谢绝剑桥邀请，毅然回国；在受过“文革”的炼狱之后，走出“牛棚”，他笑容依旧；耄耋之年，他依然笔耕不辍，这就是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季羡林一生培养了6000名弟子，其中30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但作为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却没有半点架子和派头。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在北大校园里，季羡林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咔叽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像一个工友，说话平常，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他勤学一生！1917年，6岁的季羡林从乡下的父母家，来到城市济南的叔父家，叔父虽未受过正规教育，却思想开明，有远见。在季羡林上高小时，他便出钱让侄子课余去学英语，学古文，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在清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的十几年里，他的日程就是学习、吃饭、睡觉，与旅游、晚会、跳舞、娱乐都无缘。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从入院第一天起，季先生就把办公室搬到医院来了。凡输液，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写东西。滴水石穿，一部《病榻杂忆》就这样渐渐出来了；由于眼睛必须保护不能再看电视，季先生特别重视读报，他订阅了13份报纸和若干大学的校报，《参考消息》的大字版他篇篇必读，有时由李玉洁或护士念给他听。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在《我眼中的张中行》中，季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季羡林先生把他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用季老自己的话来说：“近年季羡林走俏”。然而，光环和浮名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季羡林，理解他的平淡和孤寂，理解他拒绝“一代宗师”的称号。“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季老很喜欢顾炎武的两句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季老谦虚地说：“我哪敢自比为苍龙？比做老树，也许还是可以的。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