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涌潮史话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涌潮有三处：山东青州涌潮、广陵涛和钱塘潮。清费饧璜(1664-？年)《广陵涛辩》云：“春秋时，潮盛于山东，汉及六朝盛于广陵。唐、宋以后，潮盛于浙江，盖地气自北而南，有真知其然者”。钱塘潮钱塘潮比广陵涛出现的时间晚一些，至迟在东汉就已形成。王充《论衡·书虚篇》提到“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又说当时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但是，王充只说“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没有说赋钱塘江潮。可见，东汉时，钱塘潮远没有广陵涛出名。估计，当时还形成钱塘观潮风俗。东晋葛洪曾在杭州西湖葛岭隐居炼丹，杭州民间曾流传“葛洪观潮”的神话故事。葛洪《抱朴子》中也专门探讨过钱塘江潮的原因。东晋顾恺之《观涛赋》生动地描绘了钱塘江怒潮，云：“临浙江以北脊，壮沧海之宏流。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纳景，且激波而扬涛。其中则有珊瑚、明月、石帆、瑶瑛、雕鳞、采介特种奇名。崩峦填壑，倾堆渐隅。岭有积螺岭有悬鱼。谟兹涛以为体，亦崇广而宏浚，形无常而参神，斯必来以知信，势刚凌以周威，质柔弱以协顺”。说明东晋时，钱塘江怒潮更加壮观，已有钱塘观潮的风俗。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渐水》中把《七发》所描述的广陵曲江的长江暴涨潮误用来注释钱塘江。这虽是个错误，但似乎正说明南北朝时，钱塘潮已经比较出名。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浙江东在县南一十二里。……江涛每日昼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极大。小则水渐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至数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时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说明唐代钱塘观潮风俗已盛行，观模空前。与诗人李绅《入扬州郭》诗所说的大历后广陵涛消失相呼应。卢肇《海潮赋》则专门提出，“何钱塘汹然以独起，殊百川之进退？”并自己作了回答。说明在唐代，钱塘江已成为全国唯一的观潮胜地。五代时，十国之一的吴越钱武肃王(852-932年)为修筑钱塘江海塘，组织士兵射潮的传说，说明当时钱塘潮十分猛烈。唐代不少大诗人到过杭州，观赏过钱塘江怒潮，留下了赞美的诗篇。白居易(772-846年)《咏潮》诗云：“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人催”。李益《江南曲》有“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名句。姚合(775-约855年)写有《杭州观潮》。罗隐(833-909年)写有《钱塘江潮》。宋代，钱塘观潮之风更盛，弄潮活动更具规模。南宋偏安江南，杭州成为国都后，观潮之风极盛。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有详实记载：“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稍稀矣。十八日盖因帅座出郊，教习节制水挥，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等雇赁作看位观潮”。其时有“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秆，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其时又有“帅府节制水军，教阅水阵，统制部押于潮未来时，下水打阵展旗，百端呈拽，又于水中动鼓吹，前面导引，后抬将官于水面，舟楫分布左右，旗帜满船，上等舞枪飞箭，分别交战，试炮放烟，捷追敌舟，火箭群下，烧毁成功，鸣锣放教，赐犒等差。盖因车驾幸禁中观潮，殿庭下视江中，但见军仪于江中整肃部伍，望阙奏喏，声如雷震。……其日帅司备牲礼、草履、沙木板，于潮来之际，俱祭于江中。士庶多以经文，投于江内”。弄潮活动相当危险，经常有人作出无谓牺牲，造成悲剧。因此，时有人反对弄潮活动。早在北宋，蔡襄(1012-1067年)任杭州知府时，写就《戒约弄潮文》，曰“斗牛之外，吴越之中，惟江涛之最雄，乘秋风而益怒。乃其俗习，于此观游。劂有善泅之徒，竟作弄潮之戏，以父母所生之遗体，投鱼龙不测之深渊，自为矜夸，时或沉溺，精魂永沦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滨，生也有涯，盍终于天命；死而不吊，重弃于人伦，推予不忍之心，伸尔无家之戒。所有今年观潮，并依常例。其军人百姓，辄敢弄佑，必行科罚”。南宋熙宁时，两浙察访使李承之也奏请禁止弄潮，但也没有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