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至刚至烈的生命欢歌——《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作者莫言（1956--）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1976年参军，1982年任总参政治部宣传干事，1984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6年毕业，先任总参创作室创作员，后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创作研究部工作。代表作有《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中篇小说《红高粱》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红高粱》获1985—1986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红高粱》（1986）被文学史家誉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其实是用抗日历史外衣包裹着的人性传奇，是至刚至烈的生命欢歌。《红高粱》在战争与爱情、死亡与新生的交响里讲述人性的故事。《红高粱》以一支土匪队伍伏击日军汽车队为基本线索，其中穿插叙述酒坊管家刘罗汉大爷被日军剥皮残杀、土匪司令我爷爷和酒坊老板娘我奶奶的奇异恋情。《红高粱》所歌颂的是蔑视人间法规的爱情。奶奶和爷爷的相爱，既违反法律又违背道德，但他们的爱情却又是合乎人性的自由的男欢女爱，他们的爱情追求是对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婚姻的反叛，这就使这一违法而不道德的恋情变得合情合理，而这对敢爱敢恨敢哭敢笑敢作敢为的男女更得到作者的热烈赞颂：“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我父亲可以说是秉领天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红高粱》在战争的背景下、在死亡的阴影里，书写爱情，书写情欲，书写爱的渴求与生的欢狂，将生命的活力张扬到了极点。《红高粱》更在战争与死亡里，张扬着至刚至烈的生命。罗汉大爷为阻止日军修公路，用铁锹铲伤骡马蹄腿，被日军捉获，剥皮示众，宁死不屈。爷爷的这支抗日队伍，不过是一伙贫苦农民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训练时有人连左右都不分。可为给罗汉大爷报仇，他们敢于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正规军战斗，最终取得胜利，但几乎全军覆没，奶奶在这次战役中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者对他们充满敬意与热爱：“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作者崇敬的是爷爷、奶奶等人所构成的充满野性的民间世界，这是一个极端矛盾的统一体：“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爷爷、奶奶等人似乎是《水浒》中草莽英雄，在当代小说里的复活与再生。作者以现代人的“种的退化”与之对照，更凸显了民间世界的强悍与勃勃生机。《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创作里开辟了一个鲜活的民间世界，作者将这民间世界作为社会人生的理想境界加以热情讴歌，表现了对民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充分认同。如果说，当初《黑骏马》对民间世界的认同还有些迟疑，到了《红高粱》则是斩钉截铁、义无返顾地讴歌民间世界，并对民间世界的道德观、价值观给予充分的肯定。如果说，当初《黑骏马》对生命和人性的描写还有些刚中带柔，而到了《红高粱》，则是在战争与爱情的交响中，表现死的庄严与生的欢狂，并将至刚至烈的人性张扬到了极点。作品成功借鉴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的时空错落、结构散漫和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红高粱》有两层相套的叙事视角。第一层是孙子“我”的视角，“我”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讲述我奶奶、我爷爷和我父亲的故事。第二层是我父亲——一个14岁的少年的视角，从他的眼中所看到的故事。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