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VIP免费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徐勇【专题名称】中国政治【专题号】D4【复印期号】2007年04期【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06年6期第50～58页【作者简介】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武汉430079徐勇（1955—），男，湖北宜昌人，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村民自治研究。【内容提要】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关键词】现代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村民自治中图分类号：D035;D42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6)06—0050—09如果从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算起，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国家法律确定的制度已确立近20年。在这一期间，村民自治制度一方面成为亿万农民的政治实践和日常行为；与此同时，有关村民自治的争论也一直伴随着村民自治的实践进程。最有代表性和极端的批评言论是沈延生先生于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颁布之际发表的5万字的长篇论文《村政的兴衰与重建》。在该文中，沈先生断言“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基层群众性自治’，无论是在马恩列斯著作中，还是在政治学理论中，均找不到它的理论源头”，“是一种理论上的怪胎”，“唯一倡导者是彭真”，“只是民政部门前途未卜的一块自留地”。事隔数年，沈先生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表示“对特定背景下理论提出者的良苦用心也要有‘同情的理解’”，但还是希望“尽快抛弃‘群众性自治’的理论怪胎”[1]。其他有关批评村民自治的声音也屡屡听到。由于本人是最早研究村民自治者，因此受到的批评也最多。现在，村民自治不仅存活着，而且在成长着。当然，它的成长还会面临各种议论，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本人试图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探讨村民自治在中国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政权—政党—群众：村民自治的背景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两点：其一，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国家法律制度，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国家建构中产生的；其二，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活动，是在由亿万农民构成并极具传统性的乡村社会中发生的。因此，现代国家和农民社会是我们理解村民自治发生的两个支点。进入20世纪，中国愈来愈深地卷入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作为一种进程，是一种全方位的历史变迁，其中，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既是现代化的逻辑结果，也是现代化的推进动力。而现代国家至少包括两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一是作为领土单位的民族国家，一是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国家。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所要面对的却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传统和主要人口为农民的社会。建构现代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村民自治作为将农民带入国家政治的一种方式，是根据政权—政党—群众的历史顺序逐一展开的。传统中国，农民处在政治的边缘。受经济和技术条件所限，中央权力并不能直接达致乡村田野。由此形成两个极端：一极是纵向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实行中央的绝对统治；一极是横向的实际统治乡村社会的权力高度分散于各个村落共同体，构成上下分立、国家统治与乡村自治分治的治理体系。“王权不下县”，国家体制性的正式权力只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主要依靠非体制性的权力进行治理，形成“县官治县，乡绅治乡”的“┷”型权力格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