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弱势群体宪法权力及保护诚如夏勇教授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让更多的人获得享有更多的权利，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理想。这个理想本身，既表示一种关于权利价值的预设，也隐含着一种关于权利发展的信念。”［1］（p1）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确实让人民享受到了更多的权利，但是贫穷、疾病、暴力、歧视等诸多因素依然在严重困扰着我们这个社会，它们造就了中国社会庞大的“弱势群体”。在这个法治文明日益发达的时代，弱势群体所遭遇的痛苦每天都在拷问着社会的良心;他们的权利保护问题必须纳入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视野予以考量，而中国的宪法理论亦必须将此纳入自身的研究领域，方可体现其作为“中国宪法学”的主体精神与学科意识。一、弱势群体宪法权利之体系构成（一）弱势群体的宪法内涵“弱势群体”并非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故而人们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亦极富分歧。在域外学术文献上，则有所谓“社会脆弱群体”（so-cialvulnerablegroup，又译为“社会弱势群体”）和“社会劣势群体”（socialdisadvantagedgroup，又译为“社会不利群体”），前者主要指因生理疾病等原因而遭受不幸者，后者特指因社会原因而遭到制度排斥者。这两种界定方法在我国国内均有学者认同。譬如，余少祥博士主张将“社会弱势群体”翻译为“socialdisad-vantagedgroup”，因为“弱势群体”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社会不利地位”，而非“体弱”或“残疾”等体能状态。［2］（p5）而吴宁博士则认为“社会弱势群体”即“socialvulnerablegroup”，它包含了“社会劣势群体”（“socialdisadvantagedgroup”），并将其分为“自然性弱势群体”与“制度性弱势群体”两种类型。［3］（p26、p33）当今时代，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促成了社会“弱势心理”的迅速扩张。对此，有学者指出：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4］诚然，从法学的视角来看，“权利贫困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特征”［2］第1页共9页（p8）;更准确地说，保护权利、实现权利之“制度资源”的“匮乏”，而非社会成员自身的“弱势感”，才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本质特征。中国社会弱势群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因疾病、年龄、性别等因素而形成的“生理性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等;二是因户籍、家庭出身等因素而形成的“制度性弱势群体”，如农民工、城市贫困人口等等。但是，“生理性弱势群体”并非当然构成宪法权利保护上的“弱势群体”，唯其在遭遇制度歧视或者制度性保护不足等情形时，方可构成宪法学意义上的“社会弱势群体”。故而，在中国宪政语境下，社会弱势群体特指宪法权利保护上的“socialdisadvantagedgroup”，它包含了制度保护不足的“生理性弱势群体”，亦即域外社会学上的“socialvulnerablegroup”。（二）弱势群体的宪法权利最早对于公法权利体系作出分类者，首推德国著名公法学家耶里内克。他在《主观公法体系》一文中概括了个人相对于国家的四种地位：被动地位（个人对国家的服从）、消极地位（个人的自由权利）、积极地位（个人对于国家有服务请求权）、主动地位（个人参加政治活动），由此而推演出个人相对于国家的三种权利：自由权、受益权与参与权。［5］（p223）此种区分方法自问世之后就得到了不少公法学者的推崇。传统的“自由权”包括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权）、财产权（经营自由权）等等，在公法意义上其实现端赖于政府之消极尊重，乃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权利”;传统的“受益权”包括劳动权、生存权、请愿权等等，其在公法上之实现有赖于政府的积极保护，故而属于典型的“积极权利”。然则，正如美国学者桑斯坦所言：“权利依赖于政府，这必然带来一个逻辑上的后果：权利需要钱，没有公共资助和公共支持，权利就不能获得保护和实施。旧的权利与新的权利、以前美国人的权利与富兰克林X8226;德拉诺X8226;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人的权利都是这样。福利权和私有财产权都有公共成本。契约自由权的公共成本不比卫生保健权的少，言论自由权的公共成本也不比体面的住宅权的少。所有的权利都需要公库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