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珠尔庙，又名寿宁寺，在今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宝力格苏木（地名也称宝彦图布勒都）。距海拉尔175公里。位在贝尔湖东北方，东经118°10′——北纬48°10′之间，居所谓的巴尔虎干燥草原的中心地带。甘珠尔庙历史悠久，在寿宁寺建立之前，是在乌尔逊河畔上的蒙古包小庙基础上建立的。这个蒙古包小庙，原名“宁安祠”，有的说是清朝初年建立的，有的说是明朝所建，日本人阿部武志著《甘珠尔庙会定期市》一书中说是元朝末年遗留下来的。这个蒙古包小庙，地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翼钦达穆尼陶勒盖（汉语称宝地、圣地），地名因庙而得。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新巴尔虎左右翼获得一部《甘珠尔经》珍藏在这里，地名也随之改称为“甘吉尔花”。“甘吉尔花”是藏语，汉意是供奉“嘛呢真言”之处，所以甘吉尔花成为当时深受广大蒙古族牧民及其他民族无限敬仰的地方。喇嘛教曾是受过元明两朝的肯定和敕封，加上蒙古族久已信奉喇嘛教，尤其信奉黄教，即香巴噶举派(噶举，藏语，汉意为口授传承），简单易行。明清之朝，喇嘛教演变成全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寺庙遍布蒙古族居住的地区。在不定居的游牧地区，不论牧民还是喇嘛，基本都是居住蒙古包。做庙用的蒙古包比牧民住的蒙古包大些，因为它既是僧房做佛事的场所，又是喇嘛们的住宅。在清朝雍、乾朝代不断从布特哈及喀尔喀薛禅汗部移入巴尔虎人到呼伦贝尔（也称巴尔虎）草原定居，据雍正十二年（1734年）统计，在几批移入的人员中有喇嘛157名，组织起来为首的喇嘛叫丹森噶伦，他们都随同家属住在蒙古包之中。喇嘛还都经常到甘吉尔花的小庙中集会做佛事，在蒙古包小庙中诵经、祈祷、做饭，终年不息。所以蒙古包小庙中供奉的很多佛像的面部被烟熏黑，甘珠尔庙未毁之前，庙里遗存较早的若干佛像的脸上，仍可看到烟熏的痕迹。值得一提的是在甘吉尔花附近的高山上有个“甘吉尔敖包”，据说是在乾隆年间，有一年闹兵燹，焚抢破坏无度，喇嘛们怕将《甘珠尔经》失落了，偷偷的埋藏在高山之中，待兵燹解除后取回经卷，便在山上建立一座敖包，取名甘吉尔敖包，即今甘珠花敖包。清朝建国后，对蒙古族及喇嘛势力担忧，康熙帝想方设法极力利用喇嘛教，采取怀柔政策而治之。从康熙帝开始到乾隆帝，在蒙古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不断兴建寺庙，并给予优待。乾隆元年（1736年），朝廷提出：“为祝圣上万寿无疆，广建寺庙，泛设喇嘛吟诵经书”的号召，乾隆皇帝曾说过：“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于是自己以大施主和信徒的身份，下旨拨银广建寺庙。要求旗、佐都建有自己的庙宇，并规定蒙古人家中兄弟只留一人，其余者去庙当喇嘛。喇嘛不许结婚，享有特权，如免服兵役、赋税和差使，致使喇嘛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新巴尔虎部左右翼总管策楞登仁、都嘎尔两人，根据本部有四百多名喇嘛居无定所，佛事也难以集中举办，便与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萨垒共同上报朝廷，呈请建造一所永久性庙宇。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皇帝下了“准予”的批文，并命由清室国币建设，之后批银拨款，赐庙号“寿宁寺”，还亲笔御撰匾额“寿宁寺”。国库拨银在呼伦贝尔地方建立一座大寺院，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巴尔虎大草原，人们奔走相告，感谢“天恩”。喇嘛们集会，祈祷皇恩浩大，祝皇帝万寿无疆。决定建庙之后，当时两翼总管及副都统衔总管之意在前述小庙之地建造，但理藩院认为地域狭窄闭塞建议另选。后在萨垒的带领下，几经周折勘查，最后选定在巴尔虎草原的中心地带——新巴尔虎左翼宝彦图布勒都。此地可称得上四通八达，又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要冲。从此地往西南或西侧，经过贝尔湖到达阿斯尔庙，再往西去，过克鲁伦河便进入外蒙古，经过桑贝子可达遥远的大库伦（即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往南过哈拉哈河经过外蒙古一角进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右翼旗，再前行过太仆寺、多伦诺尔、张家口、宣化城可到达北京；往东南走，过将军庙往南穿行过外蒙古一段路，进入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左翼旗，从此往东北行可达大板上至赤峰、乌丹城、开鲁等地；还可以从将军庙往东行，经过罕达盖、哈伦阿尔山到达索伦、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往西北和北行，可通往满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