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城市化模式与中国选择金岩石官兵/图全球房价最高十大城市水土资源的稀缺共同决定着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难以避免的趋势可通俗地描述为“二元社会，三流生活”。所谓二元社会，就是沿海与内地的非均衡发展；所谓“三流”生活，就是人流-水流-资金流。在中国城市化中，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在这种趋势下，人口与货币的流动仍将继续偏向于江海合流之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题是城市化，这已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了。但对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认识。2007年6月，《福布斯》杂志的文章预测到2015年将出现十大超级都市，并预言了5个城市即将“死亡”。城市亦如人生，人有生老病死，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也应该想一想未来城市的“都市梦”与“生死劫”。亚洲模式：人口高度集中的超级都市《福布斯》文章预言的十大超级都市中，欧美国家只有纽约一个，南美有墨西哥城和巴西的圣保罗，其余七个都在亚洲，中国的上海榜上有名，还有日本的东京，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和加尔各答，印尼的雅加达和孟加拉的达卡。看来在《福布斯》的读者群心目中，超级都市是亚洲特色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因为亚洲占了七席，发展中国家占了八席。如果这样，中国作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难免要走超级都市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呢？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人口从总人口占比20-30%上升到60-70%。在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通常为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欧美国家，虽然也有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却主要表现为城乡一体化的双向流动。城市化的进程起初是“小富进城，大富进京”，后来是“穷人进城，富人下乡”，但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有前半截，没有后半截，穷人进城者众，富人下乡者少。原因有三，一是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扩大，二是城市间的要素禀赋差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均衡，三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自然选择与市场化的驱动。城市者，筑城为安，集市为商，多半是先有城后有市，市场的发展又会突破城墙之“围”，推动着城区扩张。所以，城市化就像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一样，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双向流动来自于人之本性。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后就不出来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里面有机会，二是外面不安全。在现代社会，安居乐业的机会来自于市场，“安居”者，房市，“乐业”者，就业，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房价必然上升，因为有房则有机会，有房则有安全，房价上升的背后是人们追求安居生活与就业机会，有了安全和就业，就有可能进一步追求发财致富，这就形成了现代人的“都市梦”。从安全的角度看，城乡间的贫富差距是不安全的本源，亚洲国家与欧美相比，欧美多半是农民先富起来，因为伴随着城市的突围，农村的土地成为稀缺资源，地价上升驱动着城市化的造富运动，在这个阶段，农民致富并非来源于耕作之苦，而在于“守株待兔”。相比之下，亚洲经济的发展是从剥夺农民土地开始的，城里人先富，再加上先富者进城，富以类聚，人以群分，城市化的“富人区效应”把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注入到城市化进程中，对财富的追求演化为房地产之辩。简单的“安居”需求演变为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不仅加大了城市生活压力，而且扩大了城乡间贫富差距。所以，人们宁可在城市“蜗居”或“蚁居”，也不留恋农村的广阔天地：世代乡间千日苦，不如城中一间房。城市盛衰：发展模式改变城市化标准城市化与城乡贫富的差距，同时决定着资本的流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论述了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如果当时他把城市化也纳入《资本论》的分析，逻辑推论应该包括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会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并使城市化的模式服从于资本的意志。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金融和地产是城市化的驱动器，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决定城市的发展。人口积聚的背后是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这是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但是，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方向会发生变化，因此演化为城市的盛衰。从主观因素看，城市的盛衰来自于城市的文化底蕴与城市经营者的决策；从客观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