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教育之我见兼谈中学生如何学习传统经典周君闲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浪潮引发了全国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1995年，赵朴初等9位全国政协委员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1998年，团中央、少工委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了“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著名学者季羡林等担任顾问，南怀瑾担任指导委员会名誉主任。从本世纪初，中国掀起了一次次关于“国学”的争论。《甲申文化宣言》，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百家讲坛》的宣扬，着实让“儒学”、“传统文化”火了一把，很多人甚至激动地认为“国学复兴”了。在这一大背景下，“读经”从一开始的个别行为逐渐升温,直至今日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各种读经班（也有的称国学班）蜂拥而起，“幼儿读经”作为特色课程在许多示范幼儿园中开设。读经到底读什么，“经书”的内涵和外延到底在哪里？有的说“经”是指古代经典著作，如有这样的言论“《易经》教我们成就完满的人生，教给我们君子之道；《孝经》让我们敬畏生命，敬爱父母；《金刚经》教给我们慈悲精神；《老子》教我们无为而治，明道修德；《诗经》教我们提炼生活，升华生命的质量；《大学》教我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告诉我们执中守正，折中致和，因时制宜；《孙子兵法》教给我们谋略……”。有的则把“经”限定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内，如“四书五经”。有的只提《论语》、《孟子》，则所读之“经”大大减少。千头万绪，我们需要厘清，在中国古代，经书有“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之说，其中“五经”“十三经”之说的影响最大。“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十三经”是指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经书是儒学的载体，承载着儒家的思想和教义。“经书”中的思想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是明朝以后科举考试只能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且只准考生“代圣人立言”，不准有自己的见解。从此万马齐喑，无数人的脑袋只为一人而长了。而现在许多宣扬读经者连基本的概念都没弄清就大谈读经的好处，甚至上升到要以之为信仰，更有甚者某些“大师”提倡儿童就要读经，不仅要读，还要如饥似渴地读，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经书”仿佛“红宝书”，一书在手，真理尽握。读不读经，谁需要读经，不是一个新问题，如果把当下的这场论争与发生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关于读经的讨论放在一起，就会饶有趣味地发现，虽然世易时移然今日之辩题，不过抄当年之剩饭而已。那么读经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且看看大家如何评说。鲁迅曾有多篇文章论及此事，《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里“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有一句更可气，叫‘刑不上大夫’）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成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不愧为大思想家，他旧学功底深厚，深知儒学底细，反戈一击，切中要害看问题一针见血，一下子扒掉了宣传读经者的“画皮”，让其无地遁形。一般来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其高级投机者幻想成为“帝王师”，渴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低级投机者不过为“稻粱谋”，正如鲁迅在《热风——所谓“国学”》里所说“现在暴发的‘国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