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发表的前前后后作为《随想录》发表时的责任编辑，我经常会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约巴金写《随想录》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一谈我与巴金半个世纪的交往。第一次见到巴金，是1946年，当时我从上海《大公报》要闻编辑转任副刊《出版界》编辑，并料理其他几个周刊编务。一次，巴金、曹禺、靳以、萧乾、辛笛、孙浩然等在洪长兴一起吃涮羊肉，我也有幸参加了，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很热闹，巴金却一直很严肃地坐在那里，只有偶尔插几句话。我是何年何月去上海霞飞路（现在叫淮海中路淮海坊）向巴金约稿，约的是什么稿子呢？我已经记不清了。幸好手头有一份友人为我提供的1947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报》的《出版界》副刊，我向巴金、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提了这样几个问题请他们回答：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它是怎样出版呢？我的下一本书将是什么？巴金的回答是这样的：（一）我的第一本书是《面包略取》，那是用另一个名字出版的，原著者是克鲁泡特金，中译本在1927年出版。我自己写的第一本书是长篇小说《灭亡》。（二）我1928年夏天在法国一个小城里写完它，寄给在上海的朋友A.A，并请他替我打听印价，我打算自己花钱印几百本出来送给我的哥哥和我的朋友们看他没有跟我商量，就把稿子送到小说月报去，后来他又接洽好由开明书店出版它我记得《灭亡》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日期是1929年11月。（三）也许是《灭亡》和《新生》的续编《黎明》，我想在这部小说里写我的理想社会，或许会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到2000年去。我还记得当时巴金很不喜欢拍照，因此是用他的画像代替登在报上。抗美援朝时，友人黄裳兄对我说，巴金有意请我和黄裳编一套适合新时代阅读的丛书，由平明出版社来出。我和黄裳决定丛书名叫《新时代文丛》，巴金把自己的《华沙城的节日》一书给了我们，又代我们约了黄宗英的一本书稿，其余他就不管了，放手让我们年轻人来做。丛书内容非常广泛，从文学、历史、漫画，直到国际法苏联式的介绍。其中有一本书得到巴金赞赏，那是从上海复旦大学刚毕业不久的戴文葆的作品，他是《大公报》国际版的编辑。有一天夜里我去拜访巴金，发现他正在挥汗看清样，我问他是什么书，他说：就是你们约来戴文葆的《麦克阿瑟传记》。这套书前后三年共出了十来本，其中最畅销的是郭根（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原为桂林大公报要闻版编辑）写的《中国简史》。从反胡风、反右到十年浩劫，特别是萧珊的去世，巴金经历了终生难忘的迫害、凌辱。因此“四人帮”垮台后他的反思如巨涛翻滚，迫不及待地要以文字形式发泄出来。许多老作家都是这样，我请黄裳写稿，他说一旦写了，就像自来水打开了龙头，不知何时收回。巴老为我写稿，最初说是写两篇试一试，谁知道越写越认真对待了。他在香港的报纸上开专栏写稿，我考虑有两个意图，一个是在香港发，海外的读者能够看到，影响大一些。其次他本人和儿子都很喜欢看香港的报刊，比如《开卷》杂志，他曾写信说儿子喜欢看要我给寄一些实际上他自己喜欢看他还要我买过沈从文、胡适、周作人等当时在内地不好买的书，这些都表明巴金希望从封闭多年的社会中走出来汲取更多新的信息。另外，还有历史原因，三四十年代编《大公报》副刊的沈从文、萧乾、杨刚、靳以等都是他的朋友，他与《大公1报》还是有感情的。在《随想录》写作八年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件就是关于报纸编辑删改巴金《怀念鲁迅先生》一事。巴金文章被删不是我值班，当时我正在北京休假，收到《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清样就转寄副刊课主任，并请他注意文章也在上海《收获》发表。可是回到香港后，我就收到巴金11月7日信，信上说：“贵同事删改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鲁迅先生要是‘有知’，一定会写一篇杂感来‘表扬’他。我的文章并非不可删改，但总得征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我只好‘不写’，请原谅，后代的人会弄清是非的。”看到信后，我大吃一惊。隔了几天社长把我找去，说他到北京开会，胡乔木的秘书特意打电话给他，说胡约他见面。一见面胡就说你们《大公报》为什么要删改巴金的文章，如果删，应该事先通知他一声，否则就太没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