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记承天寺夜游》全文赏析《记承天寺游记》中风景的描写令人惊叹，此篇成于苏轼被贬官的时期，由此可引发出对蕴含于景色之中情感的讨论。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一文，最令人惊诧的，莫过于他对月夜风景的塑造了。全文仅百字规模，第一句是对时间的交代，“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第二、三句是对地点和事件的简述，即“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第四句纯粹是景色的描述：“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接下来便是两句反问“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最后总结一句，以为结尾“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一问一答，将全文的主旨交付到了一个“闲”字之中，也为前文清明的月色涂抹上了一层情感的色彩，使之成为了一种心情的外化。原来风景的发现，只缘一个“闲”字而来，景语情语，皆自一体。然而，这景色的发现，在苏轼处有什么意义呢?他又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完成对这风景的发现呢?又是如何拥有了这般“闲”的心情?这需要我们从本文的第一句话，即所描述的时间开始谈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这个时间点前后，苏轼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元丰三年乙未，“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捕，乌台诗案开始。元丰二年，二月苏轼罢徐州任，改知湖州，四月二十日到达湖州，七月二十八日就突然被朝廷派人逮捕。”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申)，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元丰三年庚申，“正月，苏轼赴黄州贬所，有《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相别》：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奔驰二百里，径来宽我忧。”时间至元丰六年癸亥，“四月，十一日(丙辰)，曾巩卒。沈辽，苏辙，孔仲武，秦观，陈师道皆有祭挽之作”，而且，“传苏轼与曾巩同日化去”;“七月，十三日(丙辰)，罢苏辙兼权筠州州学教授”，“十月，十二日(甲申)夜，苏轼与张怀民游承天寺，撰《记承天寺夜游》”。三年时间，接连经历罢官，贬黜，良友离世，亲人受连一系列磨难，此刻突出一个“闲”字，是否有别样的心情?文中出现的张怀民，身世也别有韵味，据考：“张怀民，字梦得，又名倔栓，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人。他于元丰六年贬至黄州，初到时寓居在承天寺”。②试想，两位同病相怜的人，一般“闲”的心2/7境下，发现的风景又是种怎样的风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这一句唯美风景下的情感，究竟是是豁达，如当今学者所得出的普遍共识那般，还是无奈，亦如另外学者指出的那般：“作者这最后一句感慨，诚然有自豪和自慰的意味，但较多的还是惆怅和悲凉”?问题可以稍作转换，于悲凄处发现“闲”之风景，苏轼是有情，还是冷漠?若是有情，情又指向何处?在此不妨暂且悬置这些问题，笔者想借助于一段文学公案来展开分析，即北宋大儒朱熹对苏轼的批评。朱子认为，“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在他看来，苏氏之弊，在于其人为地割裂了文与道之间的联系，文不能载道而独成一体，以至于其风日淫，其效日微。在朱熹看来，“物之理乃道也”⑤，道即天人一统的人伦道统，在于心外，求知需虔，故要“格物致知”，最终的目的指向社会之内的忠孝之道，而苏轼的“文道分离”其实是个向内转的过程，以情淫道，故有所不当。朱子批评的正确与否且不管，但从他的批评来看，苏轼的确已经有意识地与当下流行的“儒道”一派有所距离，其所提倡的正是他们所反对的。这种“向内转”的兴起，苏轼并不是始作俑者，它首先要追溯到“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韩愈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一文中曾有如此论述：“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之，道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以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及物之道愈以远乎?”韩愈的转向，实际是针对当时浮夸雕饰的文风而来的，但“取乎内”的观点，也间接地促进了文学表现对外在“人伦道统”的疏离。宋代之后的欧阳修、苏洵等人，也都继承了韩愈的这个观点，其侧重点主要是针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