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育融合”与新时代“教育新体系”的构建VIP专享VIP免费

“五育融合”与新时代“教育新体系”的构建作者：李政涛文娟来源：《中国电化教育》2020年第03期摘要：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与最早提出“五育并举”的蔡元培及其时代相比，新时代所提出的“五育并举”，有独特的时代需要和时代问题;“五育融合”给新时代带来的是“教育新体系”;“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假设”“育人实践”“育人理念”“育人思维”和“育人能力”;“五育融合”难在“日常”“机制”“评价”“主体”和“生态”，它们同时构成了破解“五育难题”的基本维度和基本路径。关键词：“五育”;并举;融合;新时代;教育体系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识码：A当下，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一趋势的出现与“育人”有关。在“育什么人”“为谁育人”等已然明晰的情况下，“怎样育人”以及如何提升“育人质量”，成为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亟需回答的重大问题。通往“育人质量”提升的路径多种多样，其中“五育融合”是最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之一［1］。无论是“五育并举”，还是“五育融合”，都不限于一个“概念”，也不止于一种“观念”或一套“政策”，它还意味着一个“体系”和“机制”，更代表了一个“时代”：由于有了“五育并举”和“五育融合”的出现，一个“教育新体系”将酝酿成型、一个“教育新机制”将逐渐生成、一个“教育新时代”将由此诞生一一这是以“五育并举”和“五育融合”为标识的新时代中国教育。如何理解“五育融合”这一“新体系”“新机制”的意义、内涵及其带来的变化？“五育融合”难在哪里？如何破解“五育融合”过程中的瓶颈难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构成了本文的重心所在。一、为什么是“五育融合”“五育并举”和“五育融合”的提出，首先是政策推动、顶层设计的产物。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了“坚持五育并举”，强调“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以此“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国务院办公厅则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通过“突出德育时代性、强化综合素质培养、拓宽综合实践渠道、完善综合素质评价”等，来“构建全面培养体系”。与此相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教育部正在加快研制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纲要，明确劳动教育的具体内容、形式和实施路径。“劳动教育”因此成为“五育并举”背景下新的研究热点。“五育并举”不是全新概念，它具有特殊的历史渊源。1912年，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首次表达了作为“教育方针”的“五育并举”主张：“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距离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为何今日要重提“五育并举”？与蔡元培的时代相比，新时代的“五育并举”有何相通，又有何不同？相通之处至少有二：一是意义和性质，都具有时代转型与时代分野的特性。在蔡元培那里，“五育并举”昭示的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传统教育与资产阶级共和时代新教育”的根本差异，在如今，预示着新时代的教育与过往时代教育的差别;二是内容和结构，虽然表述方式和具体内涵有所不同，但都涵盖了“德智体美劳”，因而具有大致类似的整体框架。更值得探究的是差异。这些差异的根源，与两者分别对标的时代需要、欲解决或针对的问题和希冀带来的改变相关。蔡元培的“五育并举”，如前所述，其时代背景是从“封建时代”转向“资产阶级时代”，满足的是资产阶级的“时代需要”，与此相关的是“文化需要”，彼时经历的是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新教育”也是为“新文化”服务的。这是他视域下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分野;在“五育并举”重新浮出水面的今日之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