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最喜欢《孔乙己》？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记叙：“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按：指《呐喊》)中，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译了外国文。”是的，有些意外，不是《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不是《药》和《祝福》，倒也在情理之中。《孔乙己》创作于1918年冬，发表于1919年4月的《新青年》杂志上，距离他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发表近1年。就自身年龄来说，鲁迅白话文小说创作的时间颇晚，然而，一写就是大家之作，这得益于他前期在文学及其他知识上的积累。如果说，《狂人日记》在创作上还不够成熟，那么《孔乙己》就完全是一篇成熟的作品了。正如鲁迅自己说的：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明显，有大家风度。落脚点在“大家风度”上，这却是“最欢喜”的原因，言下之意是不是说，鲁迅其他的小说就没有大家风度了呢？难道鲁迅自谦如此？！当然，个人如此说只是一种意淫，就只一个“大家风度”，每个人对它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就像有的科学家、思想家等等被人冠以各种“伟大”之名，但他们个人却往往极力否认，当然这里面有谦虚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个人认为，是他们与常人的价值向度不同。那么，鲁迅心中的“大家风度”是怎样的？回到《孔乙己》文本本身吧。这是一部典型的悲剧，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剧的浓缩，涉及到教育、风化、精神品格，然而，如此深刻而巨大的“悲”却涵盖在篇幅不到2800字的作品里，不能不令人叹服。这是精炼，照鲁迅自己的话说是，寥寥数页描写出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然而，这也是其他伟大小说的特征之一。单单此点，似乎是难以为说“最喜欢”。关键的另一句话是“讽刺又不很明显”。我们知道，鲁迅的小说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幽默与讽刺”，然而，他却把“不那么明显”作为喜欢的一个原因，怪哉？难道不是越讽刺越好？那会多么令人痛快淋漓啊！如此说恐怕自己又犯了意淫的毛病了。难道越明显，讽刺就越大越深刻？这不但是一种意淫，而且是一种谬误。“骂人不带脏，杀人不见血”才是高招，讽刺也是一样，越含蓄往往越深刻，也更让人在轻轻一笑后变得沉痛。《孔乙己》的悲剧性不言自明，而作者却把它写成了一部“轻喜剧”，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只是人们在静下来后，再去回想与思考，才会心生悲凉。在这篇小说里，好像任何人都没有“悲哀”，即使是孔乙己，他不过是以酒过日，麻麻木木，浑浑噩噩罢了，对自己没有可怜，对他人与社会也没有愤恨，只是还残存着一点自欺欺人的自尊，以至于在别人讪笑自己是小偷及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时，才“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以及“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1层灰色”，但之后并没有反省，更没有改变，照旧地颓唐、迂腐下去。而别人呢看见孔乙己脸上的新伤疤，笑了；说他偷书以及听他为之辩解的时候，笑了；听他说“之乎者也”的时候，笑了；即使是他被打折了腿，已经不成样子了的时候，别人还是笑了。所以，作为小说的唯一场所的咸亨酒店常常是“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你快活吗？我想任何有良知的人，在这笑声中只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叫孔乙己的人，而为了整个社会，这是一个在封建制度及封建思想统治之下的畸形而悲哀的社会。封建科举制度摧残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康有为曾经指出，戊戌变法前，全国每年有100多万读书人，参加考选“秀才”，只有百分之一入选；三年一考的“举人”，入选者只有千分之一；三年一考的“进士”，入选者只有万分之一。许多读书人老死科场，利欲熏心，精神畸型，迂腐守旧，成了科举的奴隶，成了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孔乙己不过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个。而国家的希望又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国家的改造需要他们的智识与实践，可以说，他们的命运就是整个国家的命运的写照。国力由一个国家的智力水平决定，他们强，国家则强，他们弱，国家则弱。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有了一批真正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崛起，包阔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毛泽东等人，才塑造了国家的崛起。而当时，作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