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丰功伟绩”：开创同性恋“盛世”乾隆之后的皇权继承者们，也都学着乾隆的样儿，崇尚男风，以搞同性恋为乐。清咸丰帝奕詝和优伶有过同性恋的关系，例如当时全国有名的小旦朱连芬，就常被召入圆明园，侍候皇上。有个姓刘的大臣对此进谏，被革了职。游荡成性、才十九岁就死去的同治帝载淳，在十八岁时曾假扮富商，微服出宫，在一个酒店中认识了一个从河南来的书生，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同治并自愿为妇。以后他们俩还在大街上手拉手、相互拥抱而招摇过市。后来此事传入宫中，宫中立即派御林军保驾回宫。而那个书生也慌忙回乡，从此不敢再进京会试了。宣统帝溥仪从小也有同性恋的习惯，潘季桐的《末代皇帝秘闻》中说：“溥仪自成平民以后，坦白地对来访记者承认：小时候喜欢手淫，特别喜欢把漂亮的小太监叫到身旁，替我那样，而且我叫他们怎样，他们当然就怎样,,溥仪甚至叫太监用口来替他手淫。换言之，也就是行同性爱罢了。”当然，严格说来，这些满清皇帝并不是“纯粹同性恋”者，而只是“双性恋”而已。乾隆大帝开创同性恋盛世？虽然有清一代就有男风，但是究其气候，还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乾隆朝的同性恋之风，不但京城商埠浩荡，边疆农村也劲吹；不单皇族乐此不彼，官吏、名士、民众也好这一口。一、官吏以当“旱路英雄”为荣清代的官员搞同性恋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拥有自己的侍童、侍官、侍员，常侍左右，以至荐枕席；二是玩弄优伶，蔚然成风。清末上海《申报》中《赛金花遇贵二志》一段说：“名伶于庄儿之相好，如立侍郎、余御史等，皆以风流自命，自喜水旱并进者。于庄儿初为相公，乃‘旱路英雄’与立侍郎、余御史均有香火缘。”这里所谓“旱路英雄”和“香火缘”都是男同性恋的代名词。“立侍郎”系指当时的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立山，这么一个朝廷重臣，和优伶的同性恋关系公开地登了报，并视为风雅脱俗之事，可以充分说明当时男风之盛了。当时的京师大臣几乎无不以召伶侑酒作为夜生活之一，这种同性恋的活动连宫中太监、满族贵胄几乎无一不好。《孟学斋日记》云：丁兰为扬吉人，西同司及给事中，孙某中书丁士彬、刑部郎崔某,,浮浪轻率，语言粪土，士彬儇佻无行，面目失色而顾影自媚，娈童崽子之名，居不疑崔某市井少年，恶处无赖，柳中士夫风气扫地至此，原可类也。乾隆年间有名的才士、状元与陕西巡抚毕秋帆在政治、军事、文学和考证方面，屡建功勋，他也是个同性恋者。《罗延室笔记》描述他贵为总督，也和妻妾毫无关系，把妻妾冷落一旁，而在他左右朝夕侍奉的则是他落魄时所结交的伶官李桂官。他们俩朝夕相对，形影不离，以致人们称李桂官为‘状元夫人’。一般趋炎附势的人有事纷纷去找李，以致李成为当时京中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人了。清代赵翼的《簷曝杂记》云：“宝和班有李桂官，娇俏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得修撰，故李有‘状元夫人’之目，余识之，故不俗，不徒以色艺称之。”清代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还说，毕秋帆本好龙阳，他任陕西巡抚时，幕中宾客也大半是同性恋者。一个政府部门中大半官员是同性恋者，实在说明此风之盛了。毕秋帆的同性恋在清代十分出名，以致清代描写男同性恋的著名小说《品花宝鉴》就以他为基础塑造出那个小说的主人公田春航了。二、名士以拥男色颂男风为雅清朝的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都作诗撰文歌颂同性恋，或自身就是同性恋者。例如清初著名的诗人、画家吴梅村就写过《王郎曲》，公开称颂男色，其中这样一些句子描述当时的一些人对王郎眷恋得多么如痴如狂：,,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声俱息。移床倚坐看王郎，都似郎与不相识。往昔京师推小宋，外戚田家旧供奉，今只重听王郎歌，不须再把昭文痛。,,这种迷恋之情，真比今日之影迷捧电影明星还要热烈得多。那位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也是个同性恋者，和身边的几个僮仆还有其他人士都相好过，到老了还有这嗜好。他在《板桥自叙》中说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这一段话说得很坦率，他也看透了，他已老了，还愿和他搞同性恋的人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