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三篇).txt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不能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 第一篇 中国当代文学岂止“60年”？ 因为今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之年，举国上下都用“60年”说事。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也不例外，纷纷做起了“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文章，于是为之做各种评价、定位的论说有之，甚而至之的，还有胆大而创意者，推出了“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盛世狂想浪漫曲。 为什么对于这些批评家们，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定位”如此重要、如此迫切呢？用福山的话说，难道他们是在“历史终结”之前抢救“历史”吗？实际上，他们的本意并非立足于历史，而是着眼于当下，着眼于“中国当代XX60年”这个最当下的意识形态主题。他们的“历史感”是如此“当下”的，他们不过是不失时机地在“中国当代XX60年”这个总工程中，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定位中国当代文学60年”）作为一个具有“长城事业”意义的意识形态工程来进行。他们把动态的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设计为一个自己应当在预定的当前完成的工程，从而“履行自己的历史职责”。然而，对这个工程的设想和预期又给予他们难以承受之重，在他们的内心激发了难以释放的“历史焦虑”。在新近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就听到了两位颇有影响的当代文学研究家表达“中国自己的学者”叙事当代文学的“历史焦虑”。这“历史焦虑”从何而来？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是，他们为当代修史的意识形态工程行为将仍然在运动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提前“历史化”了。中国古有“当朝不修史”的传统，因为“当朝”是“现实”，而非历史。对当代文学的提前历史化，实际上是人尚未亡，不仅急着盖棺，而且急着定论，正是这种超前的意识形态工程使这些当代文学批评家们沦陷于他们自己所谓的“无可定位”的学术困境和心理焦虑。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当代XX60年”是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而非文学史概念。中国当代文学的运动历程是不能纳入这个概念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是人为地斩断历史的话，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起点是“1942”，而不是“1949”。如果以“1949”为起点，那么赵树理、孙梨和路翎们的写作就要放到自由主义的“现代文学”那里去了，然而，他们的作品却是当代文学发端时期最纯正的作品，是 1949以后 17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原型。同时，“2009”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备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个“终点”或“拐点”的意义，2009与2008或将来的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