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立法权转授有悖于税收法定主义

我国税收立法权转授有悖于税收法定主义 对税收立法权的合宪性要求实质是实行税收法定原则，即税收法定主义。但我国实际情况是大量的税收授权立法的存在，这实为有悖于税收法定主义。尽管 85 年有个全国人大的授权，但已早已完成历史使命。在建立法治政府的今日，依旧拿授权来进行税收的立法，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一、2000 年我国颁行了《立法法》，对税收立法权及授权立法做了制度上的规定，但笔者认为《立法法》第 9 条的规定是与宪法精神相违反的，是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第 9 条规定，对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假如“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但这条规定显然又是与宪法及《立法法》有关规定相抵触和相矛盾的。《立法法》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并且明确规定立法的表现形式是“法律”。《立法法》第 7 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立法法》第 8 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及外贸的基本制度。《立法法》的规定表明，税收立法权是我国国家立法机关的专属权力。但是根据该法第 9 条的规定，对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假如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不难看出前面规定了专有的税收立法权，后面又来个可以转授。并且并未规定转授的范围。实际上是将税收立法权又拱手让给了行政机关。应当说这是一个不合格的授权。 二、税收立法权转授有悖于我国宪法的直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56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尽管宪法中的涉税条款仅此一条，但本条的规定对于税收立法权的理解却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是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不是依照别的东西纳税的义务。“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义务”的“法律”的规定正是很好的表达了我国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这里的法律我们只能理解为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虽然只强调了公民应依照法律纳税而未明确国家应依照法律征税，但因为它限定了承担纳税义务的条件——依照法律，纳税义务仅仅由法律的规定产生，其范围也仅仅限于法律的规定之内。而根据宪法规定，法律是由全国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