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大男子主义 《读书》的宗旨是要把对外的窗口开得大一点，近年来确是做得不错，把西方哲学文论上的种种争论频频呈现在读者眼前。但你们忘了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新产品：女权主义。中国人的大男子意识没有随着政治措施而完全更新，介绍女权主义的文论与哲学思想对读者有益，而且也可使刊物显得开放。否则的话，我的印象仍然是编辑们以为妇女亚于男子，至少在深奥的理论方面。 几天前读第二期，发现一个很小但又不无意义的错误。“短讯”一栏里提到美国人 Janet Utts 所编的《纽约时报杂志卡通索引》，却用了人称代词“他”。不知是作者的无知，还是有意取消男女分别？若是取消男女分别(那是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则为什么要用男性的“他”来做标准？读者·作者·编者李文英两篇文章和一个错字 柳苏谈金庸和梁羽生的两篇文章实在好，谈梁羽生的尤其好。这两篇我都看了两遍，看第二遍的时候在谈梁的一篇里发现一个错字，错的妙，妙在既非音近而误，又非形近而误似乎讲得通而又讲不通。抄录如下： “当然，棋话只是梁羽生的‘侠之余’，不象文史随笔也是他的‘侠之余’。” (第三期，140 页) 中间的“不”字是“正”字之误。发现这类错字的人是认真读书的人。我建议，凡是发现这样的错字的读者，杂志社送他一本三联书店的书。至于发现音近或形近而误的，道谢可也。读者·作者·编者吕叔湘也说“累赘” 程亚林在《读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上发表《必不可少的“累赘”》，赞扬书中附录注释、参考书目的做法，诚然不无道理。但我却想说另一种注释。一次，出版社的一位总编辑对我感叹，现在的书稿注释“看涨”，不要说读者，就连编辑也感到头痛。这种病症现在颇不少见。其实，文章也罢，成书也罢，无非是要表达作者对世界的独特感受、独特悟察、独特见解，贵在一个新字。前人的或同代人的思想文化材料不可不知，不可不用，但知要心知，用要化用，作为形成自己独特视角、得出独特结论的一个“原始”因素。一味地照抄照搬，即便不是有意拉大旗作虎皮，也难免有吃现成饭之嫌。这才是真正的累赘。读者·作者·编者秦弓别忘了孙大雨 《读书》一九八七年十二期上杨匡汉《诗人琴弦上的 sonnet 变奏》指出，十四行诗“二十年代在中国出现，从郑伯奇、闻一多、朱湘、冯乃超到李金发、冯至、曹葆华、卞之琳……，不乏佳作。”我觉得这里遗漏了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孙大雨。 孙大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的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的《爱》，可谓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