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VIP免费

第1页共11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11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2007-04-3015:35:21)转载分类：喜欢桑兵老师的文章近代国学研究，从１９０２年梁启超谋创《国学报》始，到５０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合并或停刊止，历经半个世纪。其中流派纷呈，见解不一，但总体上看，乃是数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特别是晚清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最终导致中国文化在学术层面上由传统走向现代。西学不仅刺激了国学研究的兴起，更制约着其发展趋向。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近代意义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不过，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要理解这一点，从定义出发徒劳无功，唯一的要诀是沈曾植所谓以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即从学术史的变化发展找出国学的时空位置，进而把握其内涵。目前所知近代最早使用国学一词者有三。其一，１９０２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曾和黄遵宪函商，希望由他俩人加上马鸣分任其事。黄遵宪则建议撰写《国学史》［1］。其二，１９０２年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在所撰《扶桑二月记》中使用了“国学”的概念。其三，据说１９００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这在时间上尚有可疑，因为国学扶轮社的出版活动，可查证的多在１９０５年以后［2］。倒是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国学社，至少１９０３年已经成立。尽管仍难据以断定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出现的最早时间，但似可做如下判断：１．较普遍使用近代意义的“国学”，是本世纪初的事。２．其语义的转变，直接受明治维新后日本学术变化的影响。西学东来与中学西传，由来已久，相互影响颇大［3］。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凭借武力全面东侵，迫使中国人由师夷长技而中体西用。朝廷和士大夫对西学先进性的承认导致中国固有文化权威的动摇，这种情况在八国联军之后演变成真正的危机。一方面，“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4］另一方面，中学日益成为旧学的代名词，被视为无用之物。这一变化从中国传统典籍的身价浮沈中表现得尤具象征性。有人说：“吾曩以壬寅走京师，当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入琉璃厂书肆，向者古籍菁英之所萃，则散亡零落，大非旧观，闻悉为联军搜刮去，日本人取之尤多。而我国人漠然无恤焉，以为是陈年故纸，今而后固不适于用者也，心又悲之。迨乙巳返里，幽忧索居，南中开通早，士多习于舍己搜索utf-8blogutf-8第2页共11页第1页共11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11页从人之便利，日为卤莽浮剽之词，填塞耳目，欲求一国初以前之书于市肆，几几不可得。比来海上风会所至，乃益灿然。”［5］这种“数年之间，扶东则倒西”的剧变，在令知识人哀叹旧学式微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种族危机意识。在清末民初国学倡导者的言论中，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被经常提及。或者可以说，天下意识是这些人倡行国学的重要动因。顾氏《日知录正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悉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种自先秦传衍下来的观念，本是士人对诸侯割据的一种文化超越，显示出作为文化集合体的中国，文化存亡乃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与此相应，至少在知识人的自觉中，文化担负者的社会责任，较权力执掌者更为重大。“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6］。而国学倡导者的传统天下意识与近代世界眼光交相作用，他们说：“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