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无双傅斯年作者王开林载《书屋》2010年第3期同时代人撰写的回忆文章，水分充足，可靠性必然多打折扣。那些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众议猬集、褒贬不一的人物，则尤其如此。至于因由，不难推究：友人着墨则不吝溢美之词，仇家弄笔则暗藏报复之意，前者为蜜糕，后者为毒药。明眼人当然能够识别其货色如何。那些不知就里的读者呢？肯定满头皆是雾水，莫名其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周作人在上海的小报《亦报》上发表方块文章，恶攻傅斯年的计有两篇：一篇是《新潮的泡沫》，另一篇是《傅斯年》。当时，这位为文以平和冲淡著称于世的知堂老人，由于“汉奸”烙印仍黥在额头，难以洗脱，亟须捞到一把救命稻草，若能既释旧谴，又报私怨，则一事两便，何乐不为？傅斯年无疑是周作人眼中最合适的标靶。在《新潮的泡沫》一文中，周作人骂罗家伦是“真小人”，是蒋二秃子（蒋介石）的“帮闲”，骂傅斯年是“伪君子”，是蒋二秃子的“帮凶”。周作人笔下的傅斯年是这样的：“傅是个外强中干的人，个子很大，胆则甚小，又怕别人看出他怯懦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地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周作人看来，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并非凭靠自己的实力，而是“因为陈诚是他的至亲”。周作人还臆测，傅斯年在台湾决无坚留之意，随时准备逃之夭夭。《傅斯年》一文不足五百字，从中不难看出，周作人的情绪异常饱满，原因只有一个：傅大胖子死了，他格外开心。他搬出两三桩旧事来，用意仍无非是要贬低傅斯年。当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时事新报》曾刊出沈泊尘的两幅漫画，“第一张画出一个侉相的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的牌位来，第二张则是正捧着一个木牌走进去，上书易卜生夫子之神位。鲁迅看了大不以为然，以后对于学灯就一直很有意见”。周作人的意思很明白，鲁迅一度欣赏过傅斯年，他却从来就看不起这位一副侉相的傅大胖子。周作人还揭发了傅斯年的一件“阴事”：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常在好友毛子水面前大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笔，可是他的枕头下却暗藏着一本《秋水轩尺牍》，关起门来偷着学，这叫哪门子事呢？周作人对其长兄鲁迅和寡母鲁老夫人做了不少糟心事，足见其人心胸之阴暗褊狭，晚年他叨长兄之福，吃鲁迅饭吃得喷喷香，脸皮厚过北京古城墙。抗战期间，周氏甘心事敌，令天下节士极为不齿，嗤之以鼻。周氏博学能文，无奈缺乏起码的公信力，他恶攻傅斯年的文章，明眼人看了大可付之一笑。有一件事，不可不提，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还原，胡适被当局委任为北大校长。由于当时胡适尚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胡适的北大校长一职便由傅斯年代理了将近一年时间。傅斯年平生富于民族感情，痛恨民族败类，对于文化汉奸不假辞色。考古学者、金文专家容庚曾在“伪北大”任事，战后去重庆活动，专程拜访傅斯年。傅斯年见到容氏，瞋目欲裂，捶案大骂，声震屋瓦：“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傅斯年决心将那些堕落为汉奸的“伪北大”教授悉数扫地出门，甚至向河北高等法院控告“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应以汉奸罪论处。胡适主张宽容，对“伪北大”的落水教授网开一面，傅斯年却誓称：“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周作人出任过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和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远比容庚的性质要严重，自然难以漏过傅斯年的大义之筛。这是周作人特别衔恨傅斯年的地方，可他失足是真，失节是实，不便明言，就用最拿手的方块文章恶攻一气，泄愤或许有助，立论就站不住脚。世间最赏识傅斯年、最理解傅斯年、最珍惜傅斯年的无疑是胡适，他们谊兼师友，相知极深。1952年12月20日，胡适痛定思痛，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引用了自己为傅斯年遗著所写的序言，这番评价足以见出他对好友的激赏和对这位优秀学者英年早逝的痛心：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许多难得的才性于一身。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