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余英时先生论《鸿门宴》坐次尊卑第2页与余英时先生论《鸿门宴》坐次尊卑与余英时先生论鸿门宴坐次尊卑余英时先生《说鸿门宴的坐次》一文认为：鸿门宴的坐次“是太史公描写鸿门宴中极精彩而又极重要的一幕⋯⋯太史公详述当时坐次决非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项关系甚为重大的消息”，进而指出——但在鸿门宴的坐次中，沛公的“北向坐”则更值得注意。依如淳“君臣位，南北面”之说，刘邦显然是正式表示臣服于项羽之意。刘向《说苑》卷一《君道》篇记郭隗语燕昭王之言有云：“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这个故事的本身虽未必足信，但所言坐次之尊卑必是战国秦汉间的通行习惯，断无可疑。因北向坐是最卑的臣位，而西向坐尚是“等礼相亢”的朋友地位也。张良虽据西向之位，但史文明说他是“侍”，身份次第一丝不紊如此，斯太史公之笔所以卓绝千古欤？①诚如余先生所言，“太史公详述当时坐次决非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项关系甚为重大的消息”。②然而余先生得出“西向坐尚是‘等礼相亢’的朋友地位”的结论，愚以为这是误会了《说苑》的文意。《说苑》所说“西面等礼相亢”第4页《史记·黥布列传》：汉王使者随何发问：“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淮南王回答道：“寡人北乡而臣事之。”但这臣服表示并不是坐次本身所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堂上与室中坐次尊卑是不一样的。清人凌廷堪早已指出了这种不同：“堂上以南乡（向）为尊⋯⋯室中以东乡（向）为尊。”⑤余先生所引《史记会注考证》里中井积德的话也是这个意思：“堂上之位对堂下者，南向为贵；不对堂下者，唯东向为尊，不复以南面为尊。”尊位既已确定，与之相对的卑位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室中以西向为卑，堂上以北向为卑。而《说苑》是打比方，虽是不分堂上与室中放在一起说的，其实“东面”与“西面”、“南面”与“北面”两两相对。正如余先生所说：“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确知如淳所引，‘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的说法是当时的通义。”既然是“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室中与堂上位次各不相同，又怎能用堂上的位次尊卑来规范室中的位次尊卑呢？既然是“君臣位，南北面”，如果说刘邦北向坐“显然是正式表示臣服于项羽之意”而项羽也“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表示”，那么接受臣服表示的项羽应该南向坐才是呀；项羽不南向坐，刘邦的臣服表示岂不成了无的之矢？20世纪40年代初，杨树达撰《秦汉坐次尊卑考》，根据《说苑·君道》上述材料总结道：“秦汉坐次，自天子南面不计外，东第5页乡（向）最尊，南面次之，西面又次之，北面最卑，其俗盖承自战国。”⑥遗憾一间未达，也未能区别堂上和室中；至于鸿门宴坐次，杨氏只说“此楚君臣自居尊坐，故以卑坐坐沛公也”，并未断言沛公坐最卑。余先生根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坐其兄盖侯南向，自坐东向，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的记载，“确知在宴饮的场合，东向要比南向为尊”。其实这也正因为是在室中的缘故，可见堂上的位次是不能用来规范室中的。鸿门宴虽是在军帐中举行的，然而坐次尊卑一如室中，因而坐次尊卑就是太史公所特地交待的——依次是东向、南向、北向、西向，西向最卑。余先生援引《史记·南越列传》“使者皆东向，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以为“叙坐次与鸿门宴相近⋯⋯足资比较参证”。余先生分析道：“南越太后是极力主张内属于汉的，因此她请汉使（不止一人）坐东向的尊席；她自己是南越的最高统治者，故居南向次尊之位；南越王北向而坐则所以表示臣服于汉之意。这也正是鸿门宴中刘邦的坐位。丞相吕嘉及大臣则‘西向、侍、坐饮’，与张良的地位完全相同。”这里的问题是：一、如果说南越王坐次如同鸿门宴中刘邦的坐次一样是最卑的臣位，而丞相吕嘉及大臣坐次尊于南越王，那么，余先生所叙述的“太后欲借汉使者之力置酒宴以谋诛嘉”的用意在坐次安排上就大打折扣了，试想吕嘉及大臣怎么可能安排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