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为什么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由败转胜的重大转折，而且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复兴的伟大转折？这里的深层奥秘就在于，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之中，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从而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提供了顶天立地、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王东顶天立地的民族砥柱有一部著名小说，题目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据《西游记》中记载，由于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烧炼七七四十九天，才造就了孙悟空的火眼金晴。这个奇迹，其实只是一个神话。然而，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上，却有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奇迹，就是抗日战争连天烽火，提供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契机，使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共产国际的许多政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优秀文明传统相结合，在理论上升华出毛泽东思想及其新民主主义论，从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先进政党——由此为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提供了思想政治上的强大支柱。在马克思主义包括后来的共产国际中，其实都存在两种不同传统：一种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后来列宁继承发展并坚持下来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同时，也存在一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远离时代与民族特点的僵化教条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初创之时，生机勃勃，富于创造力，但后来教条主义抬头，其背后多半都和共产国际中的教条主义抬头有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使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控制宣告解散，由此造成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契机，使得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放开手脚，独立自主，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由此也就打破了教条主义束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而且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从而为抗日战争、中华复兴，提供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思想政治支柱。时至今日，我们会比过去更加客观地评价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国军将士在正面战场的历史作用，尤其是许多为国捐躯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奉献精神与历史功绩。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仍然首先须注意到一个不可更改的基本事实，正是在抗日战争、民族解放的历史熔炉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从而成为开天辟地的民族砥柱。在全中国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宣言》，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显明的目标显然是要掠夺中国，压迫中国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而后在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中，更加鲜明地提出，“同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从1933年开始，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组建为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李兆麟、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八女投江等抗日英雄，都从这里走出来。李兆麟将军亲手写下的《露营之歌》，记录下他们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之中，露宿林海雪原的悲壮情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杨靖宇将军在被包围多日后血战到死，敌人在解剖其尸体时，竟然几乎没在胃肠中找到一粒粮食，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战斗到最后一息。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正是他们，在全中国最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最先举起了同法西斯血战到底的正义旗帜，而且斗争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意志最坚强。在1935年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大、清华青年学子，积极参与一二·九学生运动，鲜明地喊出群众呼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发动兵谏，逮捕了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1937年7月8日，发生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迅即发出通电，鲜明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