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证患者的痛苦是真实的VIP免费

神经症痛苦是真实的痛苦神经症痛苦是真实的——不是想像的。不理解神经症冲突的观察者常常贬低神经症患者的痛苦，并将神经症与诈病混为一谈。神经症习惯是特殊生活条件强加给个体的，并非逃避职责和责任的随意举动。在大多数案例中，这种痛苦被许多特定，的不适主诉所证实。这些主诉或症状不同于神经症的哪一个类别，而是失眠、坐立不安、激动、性抑制、对生活感到厌倦、缺乏明确的个人目标、恐惧、头痛、对较普遍的事物存在着不切实际的担忧。有时，神经症患者的痛苦程度被其症状所掩盖。只有症状撤除时，其真实的痛苦才会显现出来。偶尔，痛苦比较隐秘，难以为外在观察者所察觉，因为患者的亲友都生活在他的周围，这妨碍了对他的观察。在其他情形中，患者备感痛苦却又情感冷漠。他甚至丧失了诉苦的欲望和吸引他人注意以获得他人帮助的希望。然而，情况也许是，如果患者要承担生活中的常见风险，他便备感痛苦。如果他试图去爱、去结婚、去为人父母，那么他会备尝痛苦。如果他竭力对工作负责并独立开展工作，那么他便会失败。他的社会关系会受到特殊需求和条件的侵害。因而神经症痛苦通常罩上了保护性生活的条件(犹如在童年期)的面具，并且只有当个体不得不“让其自便”时才会表现出来。冲突产生痛苦。神经症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如此强烈的痛苦必定有其起因，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神经症患者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处于冲突之中。通常患者内心有两个或多个强烈内驱力在起作用，并且它们产生了不相容的反应。他被强烈驱使着接近某一目标，也同样被驱使着逃避某一目标，这使他对降低某一冲突性内驱力无能为力。于是这些内驱力积蓄着、活跃着，烦人不已。当这些内驱力冲突可意识到时，要说服任何人相信它为何产生痛苦，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我们描述一个饿极了的汉子面对他已知有毒的食物时的形象，我们会明白他一方面受饥饿的驱使，另一方面他也会受恐惧的驱使。他会在离诱人食物不远处的一定范围内徘徊不定，既害怕拿到食物又不肯离开食物。每个人都会立即明白这种由饥饿和恐惧冲突所产生的骚动不安感。很多人对其青春期强烈的性冲突记忆犹新。被丰富想像激起而增高的初级性反应遇到了强烈的恐惧，尽管社会通常不允许谈及此类事情，但孩子们的言谈中有时却可能会涉及，而他们所反映出来的痛苦是我们的文化要求青年所必须付出的最严重代价之一。这种冲突是获得的而非天生的，这一点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在其杰作《萨摩亚人的青春期》(Comingo／Age讥Samoa，1928)中已有说明，在瓦迪斯·费舍尔(VardisFisher，1932)的一本小说中也有令人不安的描述。我们给出的第三个有意识冲突的例子表明愤怒与恐惧是相对立的。在战争刚开始时，一个刚服役的新军官还未形成职业士兵的习惯，此时便被派往部队驻地。在那儿，他遇到一个高级军官，后者有心作出某种不怎么正确的示范。其结果是，高级军官向下级军官训话并痛斥他，且不让他发言和解释自己的行为。高级军官在训话时，还让下级面壁而立半小时。新上任的军官目击这些，即处于恐惧冲突之中，瑟瑟发抖。他窥视出其上司在警示他时所获得的一种施虐狂满足。他从未感到像现在这样想杀人。另一方面，他也感到了来自自己内心的要成为一名能干的战士的强烈压力，以及对杀人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某种实实在在的恐惧。在这一插曲过后不久我们即见到他，他在描述这段经历时仍然一副备受打击的样子，愤怒不已。毫无疑问，他心中所忍受的强烈的冲突性驱力是其痛苦最重要的起因之一。躯体形式障碍—疑病症临床表现：对身体健康状况过分担心，与实际身体状况不相称；对通常出现的生理现象和感觉异常做疑病性解释；牢固的疑病观念，缺乏充分根据，但不是妄想；反复进行医学检查，对阴性结果并不相信，不能打消其顾虑；30岁之后“发病”（男性40岁，女性50岁），担心甚或相信严重的疾病存在，而不是报告某些具体的不适；疼痛感，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多合并焦虑和抑郁；神经症神经症是一种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持久的心理冲突，病人觉察到或体验到这种冲突并因之而深感痛苦且妨碍心理功能或社会功能，但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器质性病理基础。根据以上定义，神经症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