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刑思想与社会治理探究摘要：继20XX年取消13个死刑罪名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于20XX年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９个死刑罪名被取消。大智治制，本次修法是我国刑事立法史中的一次重大改革，立法机关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顺应轻刑化的世界趋势，体现了高度的立法智慧。关键词：法学;刑罚;酷吏;社会现代刑法学的奠基者贝卡里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的总结中写道：“从本质上来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规定的。”贝氏主张刑罚应当宽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我们可以参考秦汉之交的历史来印证此言非虚。秦政被称为“暴秦”，“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为汉取代。汉初号称奉行“黄老之道”，与民休息，但刑罚的严酷程度并未削减，社会上随处可见受刑罚后断手断足之人。虽不断有人提倡刑罚宜宽平，但主流是重刑化，著名的“五刑”为其代表，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处宫刑众所周知。《白虎通义》中说：“设刑罚者，明有所惧也。”又说：“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胜金。”五行说成了五刑的理论依据。严刑峻罚使人动辄得咎，既破坏发展社会生产的能力，更谈不上人的自由和尊严。同时，“徒法不足以自行”，中国素有“刑乱世，用重典”的说法，这里关键在于“用”字，酷刑必得依赖心狠手辣之辈施行，从而滋生出一大批所谓“酷吏”。《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了汉武帝时宁成、周阳由、张汤等十个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官吏，“此皆以酷烈为声”。这些人所任职之处，其治下民众往往破宗灭家。如周阳由“所居郡，必夷其豪”。王温舒任河内太守，“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第1页共4页罪大者灭族，罪小者处死，流血十余里，家中财产完全没收。义纵做南阳太守，“南阳吏民重足一迹”，即叠足而行，走路只敢留一条脚印，后来又做定襄太守，一天就上报杀人数目四百余人。酷吏在当时条件下出现有某种必然性。司马迁说秦时法网严密，却造反四起，“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不能胜任。汉初法度宽简，“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然而到武帝时，出于打击诸侯、对外战争以及各项大规模开支等事项的需要，必须加强集权，聚敛财富，“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然而“民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酷吏遂作为最得力的工具而潮涌。他们兼并豪强，惩治贵戚奸吏，为朝廷增加财力，治下区域的社会治安往往随之好转。如郅都任济南太守，“行法不避贵戚”，“居岁余，郡中不拾遗”。王温舒任广平都尉时，“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后来复为中尉，对犯法的人必定穷究其罪，打得皮开肉绽，烂死狱中，以至管辖范围内的奸猾之人都隐伏不敢出来。这样做固然能强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恶劣影响。酷吏往往巧言令色，表面忠诚，内心奸诡，法令只是他们投机钻营、谋取私利的器具，公正廉明无从谈起，极大败坏了社会道德与官场风气。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他所处理的案件，皇上想加罪，就交给严酷的监史办理；皇上想宽恕，就交给执法轻平的监史；如果是豪强就玩弄法条进行诬陷；如果是平民百姓，虽然按律应当判刑，则常常请皇上宽释。而王温舒与他相反，“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有权势的人都为他宣扬名声，称赞他的治绩。周阳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汲黯出名的强狠，与周阳由同车时竟不敢与之同坐。宁成为人好胜，做小官时一定要欺陵长官，做长官时操控属下就象捆绑湿柴一样随便，“其治如狼牧羊”。杜周办案仿效张汤，有门客责备杜周：“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他等于直接承认自己就是要只以皇帝的喜怒为办案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