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精神分析──从《药》到《许三观卖血记》作为祭品的血鲁迅在小说《药》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毂觫的故事：在本世纪初的江南某地，一位病者的家属从刽子手那里谋得一死刑犯的鲜血，制成“人血馒头”，用以治疗其患病的儿子。在小说中有一段关于“人血馒头”的描写：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这一段描写甚为简略，但是，“血”作为一个意象，仍然相当触目地凸现在读者的眼前。其实，在更早一些时候写成的《狂人日记》中，已有对血的意念的暗示：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用“吃人”来比喻旧礼教在扼杀人性方面的残酷性。在这一点上，《药》与《狂人日记》是一脉相承的。血，通常被视作人的生命之菁华和本原。“吃人血馒头”即是以提喻的手法，更加含蓄而且更加深刻地表达了“吃人”这一基本主题。《药》使血的意念得以确立，并赋予它以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流血，在中国历史的变迁中，也的确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然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血的意念的最初形态是以“人血馒头”这一奇特的形式出现的。一份普通的食品，蘸上些许（牺牲的）血，立即变成了一份药品；一次普通的摄食行为如是奇妙地转变成为一次性命攸关的医疗活动。这一奇妙的转变，包含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秘密。鲁迅本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仇恨是众所周知的。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指责过中医在理论上的荒谬和在实践上的危害。的确，如果站在现代医学科学的立场上看，传统中医理论中夹杂了许多不可理喻的内容。医术有时近乎巫术。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中国传统文化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同源性。特别是在人体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更具萨满教色彩。从“吃人血馒头”作为医疗手段这一点来看，似乎是原始宗教中的“血祭”仪式的残余。事实上，原始祭祀活动也经常含有医疗的动机。在原始祭祀活动中，人们相信，通过杀死并吃掉“活祭品”，可以攫取牺牲者身上的某种生命因子（比如“魄力”之类），从而使病者康复、体弱者强壮、怯懦者勇敢。很显然，《药》中的治疗故事也是一次带有萨满教色彩的“医疗—祭祀”活动。其中，血的本质乃是祭品。从较为浅表的层面来看，《药》中的故事是对传统医药文化的否定性的讽喻。可是，在更为深刻的意义层面上，鲁迅则又重新启用了“医疗—祭祀”的巫术功能。在鲁迅看来，在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中，革命者不得不成为牺牲品，不得不用自己的血作为一剂良药，来疗治国民精神的麻木症。正如他的诗句中所表示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与鲁迅本人特殊的二重身份（医生兼启蒙思想家）相一致，医疗活动与启蒙活动在他那里总是存在着一种隐喻关系。启蒙总是类似于一项医疗活动，如同一次服药，一次注射或一场手术。并且，在其他启蒙思想家那里，情况也大致相同。在这里，鲁迅（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之中：在关于肉体的医学层面上被否定的“医疗—祭祀”活动，却在关于精神的启蒙层面上获得了肯定，并被袭用。启蒙就像是一个神话，牺牲者的自觉献祭是其必不可少的仪式。通过血的巫术功能和神圣化倾向，启蒙精神在其所摧毁的神话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了关于其自身的神话。然而，鲁迅的复杂性在于，他的启蒙意识本身亦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赋予牺牲的主题以悲剧性的力量，使之达到神话的高度；另一方面，他又对启蒙的实际效能在一定程度上持怀疑态度。比如，在《药》中，他安排病者（华小栓）以一个死亡的结局，多少已暗含了对疗救神话的不信任。而在《野草》中，这种不信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甚至达到了绝望的程度。《野草·复仇》一篇首先设想了一种类似于“血祭”的情形：以利刃击穿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并描写了这仪式化的行为所含具的宗教迷狂般的体验。接着，又安排了一对“祭品”的出场：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将要拥抱，将要杀戮……这一场景类似于上古时代关于生育神或谷物神的祭祀仪式的一部分。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