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业的杜注构想看《杜甫全集校注》李俊洪业（1893—1980），名正继，字鹿岑，号煨莲，福建侯官（今闽侯）人。曾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教务长等职务，在燕大期间，推动成立燕京学社，主持编纂便于检索古籍的引得系列丛书，所著有《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论文结集为《洪业论学集》。洪氏在1940年发布的《杜诗引得序》是一篇堪称经典的杜集版本论文。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历代杜集版本和各家笺注之优劣，最后提出“今尚宜有杜诗校注一书”的愿望，并对“杜诗校注”内容框架做了一番构想。其详如下：（一）曰校者，当以今尚孤存之王琪原刻而裴煜补刻之《杜工部集》为底本，而以次校勘《九家注》本、伪王状元本、《分门集注》本、宋版黄鹤《补注》本、宋板及黎刻《草堂诗笺》本，并及元版高崇兰本，而标录其异文焉；更遍辑唐宋总集、类书、诗话、笔记，及别集注文中所引载之杜诗细校焉，标其书名篇第，而注出其底本之异同焉；再后亦可以钱本校之，录异文而冠以“钱曰”，以示分明；校及钱本者，以清人引《杜》多从钱读也。（二）曰注者，当就宋人各注，及后来胡、钱、朱、卢、黄、仇、浦、杨各注，采其精当者，各覆校原书，标明出处卷第焉；覆检而不能得其文者，冠某注曰于其书名上以示分别，书或已佚，而昔人之本或今本不同也；月露风云，字句自明，无烦以典故为注解者，阙焉；其有昔人旧注所未及而宜为补注者，能补则补之，冠以“新注”二字，不敢以其余为我有也；其宜补而不能补者，别细列一表，附于书后，以待后人也。（三）录诗，宜依王、裴原本次第，续添逸诗，宜从所见本之先后次焉；每诗各为编号，以便校注案语引证之用也。（四）校文、注文，当分二段，分列诗后，校文以字母、注文以号码编次；诗正文相当之处，仅注字母、号码，以便前后照检也。（五）凡考本事以明全诗之笺解，如其说当，而本诗必有之而后明者，更录注文之后。凡典故不实之注、批评赞赏之语、章法格调之论、弥缝敷衍之辞，概从删芟不录可也。有《杜诗校注》一书如此，庶可以上对古人、下诏来学，丝毫无遗憾矣。今天读来，文字行间裹挟的亢奋情愫扑面而来，激动似乎未曾消退。然而，时隔七十四年，一部全新的《杜甫全集校注》（下文简称《校注》）才迟迟面世。古人说：“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经过四分之三世纪的变迁，我们不禁想问，这部由萧涤非先生主编的全新《校注》比之洪氏当年的设想变化了多少？较而言之，二者不同之处主要是：一、参校本有变化；二、注文的丰简与旧注的取舍安排有所不同；三、《校注》的体例的类例和附录更加丰富。第一方面的不同是因为学术研究有了新的发现，后两项的不同则体现了撰著者立意上的差异。下面不妨循着洪业先生的构想，逐一检看这些变动。先来说第一项。底本是笺注的基础，在古籍整理领域，学界就有“底本选对，事半功倍”之说。在洪氏的构想里，底本应选用“今尚孤存之王琪原刻而裴煜补刻之《杜工部集》为底本”，至于具体是哪个本子没作说明，可能是指潘氏滂喜斋藏的宋本，该本于1957年12月由张元济借出交商务印书馆影印，题名《宋本杜工部集》。洪氏当时未得目验，但据《滂喜斋藏书记》而悬拟而已，真正读到《宋本杜工部集》已是发表《序》文十几年后了。检阅之后，他说：这是非常重要之本。……书后有当时九十一岁老儒张元济菊生先生的长跋一篇。考订六册实合二本而成。其一是南宋初年浙江覆刻嘉祐四年（1059）王琪增刻宝元二年（1039）王洙编订原本。其二是用以配补此本者，乃即钱谦益所谓绍兴三年（1133）建康府学所刻吴若校本。凡所审定，皆不易之论。……我于1959年在星洲买得六册；归后取与钱注本细校，更易昔年所举十疑，逐条比勘。结果：昔所疑，而今焕然冰释者，有：因影印本中实有这些，可见并非钱谦益所妄加、妄改。昔所疑，而今其疑转剧者，也有：因现今影印本所可用以对校只有五卷，已经钱氏七凿混沌以死，其余十五卷，究竟如何，好像奇痒，急待爬搔。又昔疑樊晃之序，吴若之记，恐皆钱氏所伪撰。今既不见此六册中，自更要问：此二篇者，全是钱氏所作乎？抑仅钱氏奋笔窜改以虞山变换庐山面目乎？（《我怎么写杜甫》）后又在《再说杜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