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 行舟三十载張睿壯我生不逢时， 高中没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业被迫中断， 人被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荒废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八年青春，这八年本来是可以为造就一个科学家奠定基础的。 不过比起那么多早我十年倒霉、一生都被运动所毁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只被耽误了十年，一代人的疯狂（反右、大跃进、文革）结束时我还不到三十岁，还来得及重新开始。对于太多的不幸者而言，一生的悲剧已经铸成，变革来得太晚了。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愚民的年代。 知识不仅毫无用处——知识的社会价值非但被人为地贬低到零点以下，而且还可能给人带来麻烦——“知识越多越反动”。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我当然对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不断无端遭受迫害有切肤之痛。然而， 一方面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求知欲， 一方面出于一种期盼中国不会永远如此的模糊信念，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仍然坚持自学，义无反顾地往“臭老九”的队伍里挤。那时自学最大的困难在于书籍的缺乏，图书馆的书烧的烧、封的封，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类书籍都是禁书。我们想方设法，跟当时庞大而又复杂的“内部发行”、“内部阅览”系统玩起危险而又刺激的捉迷藏游戏，或买、或借，千方百计地把一切有可能搞到的书搞到手，饥不择食地读完一切可以搞到手的书籍。就这样， 当我的绝大多数同龄人都在被迫虚度时光时，我不甘听凭命运的安排，顽强抗争，精读了大量文史哲和政治、经济类著作，并坚持自学外语，决不放弃自我教育、自我塑造的机会。艰苦不懈的努力终于赢得了回报。1979 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首届硕士研究生。我必须说我很感谢改革开放之初的灵活招生政策，它允许我以同等学力报考。这样， 尽管从未上过大学，凭借我在文革十年中自学的积累，我自觉在文科基础学科方面的学识不输文革中毕业的所谓“工农兵大学生”，甚至堪比文革前入学的“老大学生”，所以才敢跳过大学本科直接报考研究生，以追回那段失去的岁月。这就是我的履历上有研究生学历却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原因，以致后来无论国内国外，每次为入学、求职、提升等目的填表时，都要费事解释何以大学本科是空白。那时的研究生， 跟现在真有天壤之别。高考恢复后的头两年里，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全国也不过区区数百人，不像现在动辄数以十万计，连博士都是批量生产。物以稀为贵。当年的一个硕士研究生，比现在留洋的海归博士都更稀罕、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