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 11 月周恩来总理来北京大学视察(左为校长马寅初，右为副校长江隆基) 1952 年高校院系调整 “——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当代中国出不了大师？” 这是如今很时髦的两个问题，解读众说纷纭，角度千奇百怪——从时代上看如何如何，从社会方面诠释如何如何，从人的角度说如何如何，不一而足。而往往说到最后，总而论之，曰：体制问题。 是体制问题的原因吗？恐怕不能说明一切。但探究新中国的大学“体制”无疑是回答这两个问题的一把很好的钥匙。而恰好，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建设有一个“总”的“体制问题”：1952 年院系调整。这次“苏联经验”“延安经验”指导的大变化，其深远影响在今天也能够清楚感受得到。 [概况]高校教育体制向苏联靠拢 告别 “美国模式”的民国高等教育 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端于晚清：从公派留学生赴美，到美籍传教士丁韪良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再到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和几所教会大学，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很早就打上了浓重的美国色彩。 这种教育的特点，即所谓的“博雅教育”，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素质教育，“美国模式”办的大学大多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民国时期，这种精英导向的大 学人才培养方针结出了许多硕果，而毫无疑问，这种模式很容易被打上诸如“精英”“个人主义”“少数人享有”等标签。 1949 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让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岌岌可危。但在撤离中国之际，自信的美国人却也留下了一段余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中美关系白皮书》称：“其固有之深邃文化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重新发挥其力量，而将其外部桎梏扫荡无余”。面对挑衅，毛泽东丝毫不客气的将“民主个人主义”打上“份子”或“拥护者”的复数字样，决心全面清除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美国模式的“博雅教育”，在49 年之后，注定要走向终结。 外交“一边倒”，教育模式也“一边倒” 取而代之的，自然是苏联模式。作为成功打胜二战、正在不断崛起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国，老大哥苏联给新中国领导人呈现了一幅美妙的崛起道路——在国家的强制力量下，在计划经济的指令管理下，人们像机器上的螺丝钉班各司其职，很快就能实现社会化大生产，见证社会主义工业神奇的力量。 为此，国家需要大量的工科技术人才，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