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主旨多义性

文学主旨多义性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包含着作者一定的情感和理想，这种情感和理想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主旨。文学作品也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的，也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呈现。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记载：“诗言志。”《庄子•天下篇》也说：“诗以道志。”但读者对文学作品主旨的把握却不尽相同，这就构成了文学作品主旨的多义性。文学作品主旨的多义性现象不胜枚举，白居易的《长恨歌》从古至今一直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千百年来感染了无数的读者，然而关于《长恨歌》主旨的探讨，读者却始终没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答案。现有“讽刺说”、“爱情说”、“感慨说”、“惋惜说”等多种说法，而每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构成了主旨多义性的前提。那么作品主旨多义性原因有哪些？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文学作品蕴含的丰富性。文学作品中丰富的蕴含是作者思想情感复杂性的体现，除了作者想表达的中心思想，还有许多作者的理念会在无意中流露出来，这就造成了文学作品蕴含的丰富性，但童庆炳认为“文学作品蕴含的丰富性，往往又导致蕴含的模糊性。” 这使得读者在把握文学作品的主旨时，很难兼顾全面而只能探其一二，又或者说，很难概括出一个能被众人都接受的主旨。前文所举《长恨歌》的事例已证实了这一点。这就是作品主旨蕴含丰富性的体现，也说明了主旨多义性的客观存在。第二，读者的阅读制造性。读者所处的历史阶段、所达到的思想水平、所拥有的经验和知识与作者往往不尽一致，于是读者在作品中所读出的东西往往与作者在作品中所寄予的思想有所差异，甚至背道而驰。童庆炳曾提出过“形象大于思想”之说，是指“一部作品的蕴含大于创作该作品的作者当初的创作意图。” 这就是读者阅读时的制造性体现。姚文放认为：“共鸣、曲解和成见是文学鉴赏中的特有现象。”[3]第三，时代与政治影响。时代与政治对读者群体理解作品主旨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种影响或是潜移默化的，或是刻意而为的。读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阅读时所带有的价值观念和阶级立场也会不同，对作品的理解自然也不同。曹禺的《雷雨》问世后，时人多把它的主旨理解为“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本质”，而曹禺本人在创作时本没有这么想，在谈到《雷雨》时他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时人所理解的主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文学作品不可能只有一个单一的主旨，但《长恨歌》所有“主旨说”中，可能没有，也可能只有一种主旨符合作者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