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文化观与近代“西学东渐摘要：“中体西用”是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碰撞融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下思想文化革新的根本模式。它的产生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变局密切相关。西方列强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独立开展的道路，清朝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出现了冲突。近代先进分子从中国国情出发，传承儒家文化的经世致用，以西学改造传统儒学，以“中体”固本，以“西用”致富强，由此形成“中体西用”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对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探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关键词：中体西用；西学东渐；文化革新一、中体西用的萌芽二、中体西用的形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进一步深化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顽固派和洋务派在处理中西文化關系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顽固派闭目塞听，声称“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洋务派继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逐渐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名士冯桂芬在其名作《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一条原那么：“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标志着中体西用文化观根本构架已成型。李鸿章也曾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王韬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说：“器那么取诸西国，道那么备自当躬。”又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辨明了道与器的主从关系，同样表达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在中学为体的前提下主张西学为用，既强调维护传统，又不排斥西学，这就在僵化的封建文化体制上翻开了一个缺口，为西学在中国的合法传播翻开了方便之门。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进行深刻反思，他们主张革新政治，实行君主立宪，为康、梁的维新思想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但他们的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付诸实践，而且仍然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三、中体西用的开展甲午中日战争，泱泱中华被蕞尔小国打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东眈，法南瞬，俄北瞰，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甲午惨败不仅暴露出清王朝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腐朽，国家体制已经病入膏肓，而且在人们的心灵上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令人痛彻心扉，在社会上激起巨大的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