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与辛亥革命

丘逢甲与辛亥革命(下)1900 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转而实行所谓“保全主义”政策，继续扶植清王朝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有形瓜分为无形瓜分。而清王朝那么对帝国主义允许它继续充当走狗而感谢涕零，声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廷业已彻底投靠帝国主义，成为货真价实的“洋人的朝廷”。由此，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支持革命 暗护党人对于清王朝的认贼作父、昏聩无耻，丘逢甲极为愤慨。在 1901 年作的《述哀答伯瑶》这首长诗中，他以辛辣的笔触对清廷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挖苦：“四千年中中国史，咄咄怪事宁有此!”“伺人怒喜为怒喜，不知国仇况国耻。素衣豆粥哀痛诏，可惜人心呼不起!”在丘逢甲看来，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已是腐败透顶，人心丧尽。面对列强的进逼、朝政日趋昏浊的现实，他开始认识到仅凭少数志士仁人的奋斗已无补时艰。庚辛之后，广东城乡中不满现状的爱国青年受到新思潮的吸引，纷纷奔赴省城或到国外求学，如饥似渴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愈来愈多的青年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投身于反清革命。这些青年仰慕丘逢甲的品行与才华，了解他同情革命的态度，故而到广州后纷纷拜见丘逢甲，并得到他的呵护与提携。1906 年以后，随着民主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丘逢甲与革命党人的接触愈加频繁密切。其子丘琮说：“保皇党人与同盟会干部和我父亲都有往来，不过，戊戌前后和保皇党人接触较多，而戊申前后那么与同盟会发生深切关系了。”丘逢甲政治立场的转变不仅表现在思想言论上，更表达在行动上。在广州任职期间，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与粤省地方上层的特别关系，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安插、重用了不少革命党人，掩护、支持甚至配合他们的革命，并在他们遭遇危难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尽力营救，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党人。1909 年 10 月，丘逢甲中选广东咨议局副议长后，立即延揽革命党人古应芬担任咨议局书记长、邹鲁为书记。此后，又聘请邹鲁为方言学堂教员；不久，革命党人朱执信因涉嫌革命被广州法政学堂解聘，“因为丘先生喜爱革命党人”，邹鲁又向丘逢甲推举，把朱执信聘请到方言学堂任教。于是，朱、邹两人利用在方言学堂任教的便利条件，向青年学生灌输革命，秘密开展同盟会组织。与此同时，邹鲁、古应芬和隐藏在咨议局的议员陈炯明，那么利用咨议局为掩护，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这样，广东咨议局和两广方言学堂，事实上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