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参加公益面临被工具化的危机通过搭建沟通的平台，促进新闻人向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学习，既在宏观层面获得认识和理解公益与社会转型的基本思路，也在微观层面获得对具体的公益组织及其处境的深化理解，这将是进一步提升公益报道，促进公益传播的关键。然而，我们所做的探究也有可能蕴含危机和挑战。目前我们所做的事是希望通过一种跨界的方式来广泛地吸纳参加主体，促进融合和互动，进而进展出一条有效的公益生态链。在这样的探究上，它主要强调的是媒体的服务和提倡角色。这可能区别于我们新闻专业最为强调的客观观察和监督的角色。所以，厘清和分析媒体在公益事业进展中的角色至为关键，也是挑战。首要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和区分媒体在一般性意义上的服务与提倡，与特别意义上的服务与提倡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媒体的提倡有一般性和特别性之分。作为一般性意义的服务和提倡角色，媒体的职能体现为给广泛的公益组织和人员提供政策解读、信息服务、拓展视野，提供沟通和展示平台，提倡公益的精神，激发社会的爱心，培植公益文化等。但特别意义的服务和提倡则不同，体现为为具体公益项目提供服务，甚至参加其中。二者其实有很大分别，也存在矛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普遍主义与特别主义的内在矛盾。我们的媒体人应该承担一般性的提倡角色，而不是承担特别主义的提倡服务，与公益组织自身创办的提倡性的自媒体在角色和功能上加以区分。我认为，媒体在公益领域承担的提倡和服务应该局限于一般意义上，在承担特别主义的提倡和服务时却需要格外小心，或者说应该尽量避开，因为它可能导致被工具化。也许在公益人看来，公益与媒体的跨界合作将制造出新的公益天地。但对于媒体而言，这种与具体的特别项目的参加相结合却具有被工具化的危险，而这种工具化在原则上可能与媒体在参加企业中被企业和任何其他权力主体的工具化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大家认为，公益组织尚属弱小，它与企业和资本不同，它并非权力主体，它与媒体的结合，只是因为某种向善的价值而天然地结合，即便工具化，它也有助于在今日中国严苛的环境下培育对社会而言有着显著的正向价值的公益事业。我个人也部分同意这种看法。然而，作为学者，我们仍然需要时时警惕这种被“特别主义”工具化之后所带来的危险，这可能包括，公益项目一旦卷入具体的利益关联之后，将可能导致私利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其次，媒体在发扬自己的提倡与服务角色的同时，可能导致对其另外两种角色即观察与监督角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