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四川藏茶业探究

民国以来四川藏茶业探究 光绪七年，四川总督丁宝祯奏改茶章，实行定岸招商，按引征税，取消各县就地征税办法。天全定为五属茶岸之一，岁定引额，茶商自领，不给摊派。商户营销自主、灵活、积极，促进了茶业复兴。光绪九年，英、印茶叶开始涌入西藏，南路边茶受到严重打击，销票锐减，天全部分茶商被迫停业，茶叶积压。《西康综览》对此有较为详细记载:“在康营茶业者，分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帮，此五属茶商系私人经营，票引领自四川，并无联合组织;以荥、雅、名、邛所产为大路茶，天全为小路茶。前清各帮商人曾组织边茶公司，于宣统二年成立，将所有散号一律停业，改良制法，革除积弊，一时勃兴，局面焕然。并拟举办商业学校及康藏商团等事。唯以经理未善，操之过急，复以小资本之散号素不满于该公司之组织;民国初建，国内骚然，遂行瓦解，各自经营，间有掺以赝品，茶质杂矣。继而茶商互相夺利，购茶商人乘机挟制，小本者则滥行趺价，大茶号则赊帐交易，复因印茶输入，大受影响。将来之危机如茶园荒芜，印茶侵略，假茶充斥等，皆为目前应行设法衬救者也。”[1]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对藏用兵，茶叶生产受损，边茶销售急剧减少。军阀沿用“茶引”旧制，强迫茶商包销，无论销售与否，照例收缴课税。特别是防区期间，实行“从价课征”，“先课后票”等办法，税率增至 40%，附加繁多。在雅安的碉门，一些茶区出现毁茶作薪现象。茶商也不堪苛税重负，或欠税逃亡，或停业、倒闭。尤其是民国二十二年四川“二刘”之战，刘文辉败退西康，为济军费困难，大肆进行搜刮，茶商被搜刮尤甚，天全茶商倒闭10 余家，边茶产量大幅度下降。据史料载:经康定行销藏区边茶，由民国七年的 400万公斤，降到民国二十七年的 20 万公斤。民国二十八年西康建省，为抵制“中茶公司”在康建立分支机构，争夺茶利，成立“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对茶商实行兼并，强制茶商集股。《西康综览》记载:“二十八年省府成立，对于雅茶之改进，不遗余力，曾与中国茶叶公司及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暨茶商茶农等组织雅属茶叶改良委员会，计划雅属各县茶叶产销之一切改良事项，所有经费及事业资金，由各方面共同筹措之。建设应为增加茶量起见，已睩创设雅属茶叶改良场;又为改良出品，则创设制茶厂，并指导茶商组设边茶运销公司，改良其包装，检验其品质，评定其等级，集中运销至边地及国外，推广其销路，以期恢复昔日西藏之市场。”[1]天全茶商高泰昌、高国昌、黄复员等入股...